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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
朱务善
一九五六年六月
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
这篇回忆是由我回答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王来棣等同志所给我一些问题凑合而成的。此稿原由王来棣诸同志根据我的口述而笔记的，后由我又稍加整理修正，但因为时太久，加以我又健忘，故所能记忆的事实中，不完全而且不正确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当时的老同志加以改正和补充。
我在幼年时代思想的变迁
自幼我就在本地小学和中学念书（湖南澧县）。在小学，中学念书的成绩很是优良，同时也念了不少的中国古典，所以中国的旧礼教思想给我在幼年时代以很深的印象。对于一切"越礼犯分"的思想与行动是很难接受的。所以我在小学和中学念书的时候，只知道好好读书，不问外事。可是在中学毕业的前后（那时我刚十五、六岁），我开始接读了从长沙和京沪等地寄来的报纸、杂志，才知道除孔孟的思想以外，还流行着各种各样的新的思想。我记得在中学时最爱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差不多每篇司马光的资治结论我都能背诵。后来，我见到了梁启超所著的《新民丛报》及《饮冰室全集》，我更加欣赏。这是我在幼年时代从中国的旧思想转变为那时所谓世界体系的新思想的第一步。 中学毕业以后，因为家境困难，不能升学，又因父亲死亡，生活更加困难，我那时很想外出升学，但家资不够，我的堂叔是一位盐商，虽经数次请求，他拒绝对我进行任何帮助，因此我在家受了很多艰苦。这一点就说明了我在幼年时代与外界接触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的原因之一。后因我父亲的朋友及我的同学集体的帮助，才能积聚少许资金到北京升学。 一九一九年四月，我就到了北京考大学，那时候正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侵略中国最甚的时代，也就是中国民众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开始狂热发展的时候。"五四"、"六三"运动我自己本人并未参加，但目击广大的群众示威运动，学生的罢课与露天讲演，开始激动了我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同情心。本年我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及法政专校，因为那时北大号称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我于是就决定入北大。 在北大念书的初年，有三件大事常常涌现在我的脑海里，即：第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狭义民族运动；第二、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派的革新运动；第三、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及马克思主义宣传。那时很多先进的青年因为国内及国外革命运动的高涨，都各自寻找解放中国的道路。所以在那个时候，以北京大学学生为首创立了各种各样的期刊与团体。名目虽异，而其总的目的都是要求用如何的方法能够解放中国。所以，"五四"、"六三"运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向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狭隘爱国主义接近着。因此，在青年运动中，最初没有很大的分化。与我同时的如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何孟雄、黄日葵等等，都是这个时代的出色人物。 后来，我受了"到群众中去"这个口号的影响，以为要挽救中国非得使中国广大民众了解我们的斗争内容不可，所以我就加入了那时北京大学学生所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专门组织同志进行民众宣传的工作。这个团体，当时得到了广泛青年学生和教员的支持，那时一般出色的青年代表，都曾经积极参加了工作。北京党团成立以后，工作一天比一天发展起来了。后来我们利用这个机关，作为发展党团员很好的地方，因为所有一切北大先进青年和社会运动者，都是该团的会员。同时这个机关设有阅报室任人观览，并有定期讲演，听众亦多，所以每天来往的人非常之多。我们党和团的秘密会议，常在这个机关举行，也不会惹人注意。中共中央迁到北京时，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常在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内开会。时朱务善、贺昌、阮永钊先后为少共中央委员，也参加过这些会议。讲演团的地址，在今马神庙西口，原址现已拆毁。 从此我就不断的参加了一切社会活动。所以接着"五四"、"六三"运动，一直到中国大革命前夕，没有一次青年运动和社会群众运动，我没有参加的。"五四"运动以后，因为在俄国十月革命运动的影响和西欧革命运动的高潮，使得马克思主义有机会宣传到中国广大的青年中。《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新青年》常常登载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特别是那时候日本的河上肇、高昌素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后来又读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及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对于我发生了不少的影响。所以在"五四"、"六三"运动以后，中国一般的青年就显然地划分为两派了：一派是李大钊等人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派；一派是胡适所领导的美国式的德谟克拉西派。我就是那时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派之一。最初，我们在北大的工作，就是在群众中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意义（主要是在我们宣传承认苏俄的广大运动中进行的）。这就是我从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转变到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又一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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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6 18:2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