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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昨）
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
朱务善
一九五六年六月
北京共产党成立后的北方工人运动
北京共产党成立初期，我主要的是担任一般社会政治活动及学生运动，对于职工运动我个人很少参加。我现在所能回忆的，只是那时候在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中的几点印象。 在那时候的北京，可以说没有一个工厂，连一个现代产业工人也找不出来，记得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二二年间我们想作工人运动，但在北京没有对象。有几次我们企图组织"洋车夫工会"，后来又想组织"印刷工人工会"，但总没能成功。因为，一则他们（洋车夫）居住散漫，不能团结，二则他们（印刷工人）行会的观念太深，工头力量太大，不能插足（如我们在北大要组织北大印刷工人，但因工头郝兴圃把持一切，没有一个工人同意我们的组织）。加之我们那时完全没有工作经验，所以在北京就谈不上甚么职工运动。 但自一九二一年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以后，我们才开始发展在北方的工人运动，主要的是铁路工人运动。开始做铁路工人运动的中心即在长辛店。在那里首由邓中夏及后来叛变的张国焘用北大学生会名义与几个长辛店工人领袖（实际上是工头）及少数先进工人谈判，先后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劳动补习学校及工人俱乐部，经常在那里工作的，都是由我们派去的党员或可靠的非党员，如吴汝明（后为叛徒）及王铮（北大旁听生，湖南人）等，都是那时的工运专职人员。除在补习学校有日常的功课外，在工人俱乐部尚有定期讲演，我就是长期的担任定期讲演人之一。每星期一次，在俱乐部开讲，一般都规定在下午，听众满座，全是工人。讲演的内容，通常是关于普通常识，但常常夹杂不少的政治问题，如："甚么叫做政党，为什么工人要有自己的政党？","马克思学说主要的内容和他与工人运动的关系","为甚么我们要主张承认苏联？"等等。在讲演之后，工人听众每次都提问题，而且出了讲堂也有工人们和我谈话的，谈得亲密起来，有时还有请我到他们家里去休息的。我那时常利用这些机会和他们接近，宣传马克思主义要义及共产党为甚么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由。在相当的时间中，我介绍了几位工友入党，后来成为长辛店铁路工人运动的中坚分子（他们的姓名我记不清了）。我们在长辛店办理工人俱乐部不久，成效卓著，铁路工人以加入该俱乐部为荣誉，胸中挂有俱乐部徽章者，常受人尊敬，于此可见工人俱乐部在工人中的信仰了。实际上那时工人俱乐部，就是团结铁路工人教育铁路工人最良好的机会。同时我们那时又有自己的机关报（《工人周刊》）尽力宣传，所以其他各铁路总站，如江岸及郑州等站都效法创办俱乐部。那时在铁路工人运动中与我们竞争的，还有所谓交通系的爪牙所创设的工人学校或传习所，借以欺骗工人拉拢他们脱离共产党人的影响。他们在各铁路工人中（特别是工头），有相当长的历史，也有比较坚固的基础。当梁士论当国务总理、叶恭绰做交通总长的时候，他们在各铁路上的活动特别猖狂，为我们在铁路工人运动中的主要障碍。（如在长辛店我们设立了劳动补习学校，而他们则设立职工学校相对抗）但是在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的势力被逐出关外，吴佩孚当权，声言"保护劳工"，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去打倒交通系在铁路工人运动中的欺骗行为。那时在吴佩孚幕下有一位政治顾问名白坚武者，是守常同志的老同学。据守常同志当时对我们说，自坚武曾建议吴佩乎"保护"劳工，吴大帅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白坚武曾向守常同志说请其介绍共产党员在铁路担负工作。北京党组织和守常同志一致认为可以利用时机在各铁路上打下我们工作基础，于是决定指派了六个党员同志到京汉、京奉，陇海。津浦各线当秘密检查员的工作。他们在各铁路上权威很大。确实，我们在上述各铁路进行了不少的工作，摧毁了交通系在铁路工人运动中的一切企图。但一九二三年"二七"罢工，很快的就显露了吴佩孚假仁假义的所谓劳工政策的真面目。应当说明，我们同意接受吴佩孚委托到铁路上工作，绝非相信吴佩孚的甚么保护劳工政策，我们一向对铁路工人没有说过吴大帅确能保护工人利益的幻想。我还记得紧接着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人之后，我和缪伯英（党员，女高师学生）以北京学生会代表名义到武汉活动，声援京汉铁路工人。我们到达武汉，曾与陈潭秋、李汉俊、夏之栩、杨子烈等人接头，作了一系列的工作，如招待新闻记者，接见武汉学生代表，慰问江岸被难工人等等。不久因施洋同志被害，武汉情势紧张，在汉口各地，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加之我在招待新闻记者大会上，和《江声日报》记者谈话时，攻击了吴佩孚、萧耀南屠杀工人惨无人道，次日即闻有萧耀南秘令逮捕北京学生代表的消息。时李守常与李汉俊两同志在武汉各大学讲演唯物史观，我们当天和守常同志商量，他主张我们离开武汉到长沙作一番宣传活动，当日我们就到长沙去了。当我和守常同志等谈到"二七"惨案时，守常同志表示非常愤慨，谓吴佩孚与张作霖同为军阀，孙吴合作虽有初意但终是无希望的事。自此足证在北方党的组织和守常同志个人那时对吴佩孚并没有抱着什么合作希望，更没有企图在吴大帅卵翼之下在政治和工人运动上想作出甚么成就，相反的，我们共产党人在党的领导之下与直系军阀作了很艰苦的斗争，反对他们。"二七"罢工失败以后，在北京的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抄，张国焘和他的爱人杨子烈及在长辛店工作的吴汝明等先后被捕。此时，除京汉路工人镇压外，其余如京绥、京奉、津浦、正太各路工人运动，也被压迫，不能发展，仅仅保持着消沉状态而已。可为注意的，就是当时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对于吴佩孚的估计及对于"二七"惨案的教训，表现着十足的机会主义观点，他认为吴佩孚是当代进步势力的代表，说我们应当支持他，不应反对他。他对于孙吴合作抱着极大的希望。所以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失败以后，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必要揭露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应当利用他一步一步的发展铁路工人运动的组织就够了。就此，足见陈独秀一贯的机会主义，并非开始于中国大革命时期。 至于农民运动，那时候尚谈不到。但自一九二四年起，我们对于在内蒙、热河一带的农民武装秘密结社，已经取得联系。北方区委特派韩麟符等担任其事，后来在革命运动中，这些农民武装团体，起了不少的作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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