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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风物卷)》连载(七)
第一章《文化源流》
第三节 文化积淀
每座城市都有其文化特征,津市的文化特征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体现在社会生活层面是广纳四海来客、汇集八方财源,移民安居,商帮并存:市民性格胸怀开阔,爽朗大气。其二是求新求变,引领风气。在湘西北地区,最早的书院、报纸、教堂、 洋行、邮局、医院、电灯公司、火轮、工厂都出现在津市,津市人的衣着、语言、行为在很长时期都是澧水流域的典范,受到追捧和模仿。其三是处事圆融,不拘形式。长期的商业发展形成了浓厚的商业文化,打造出津市和气生财、与人为善、不执于一端的城市性格。津市人少积恒产,善于消费,其遗风至今犹存。其四是不屈不挠,精明强干。津市人敢干事,也会干事,认定目标,勇往直前。如历史转折时期津市顺利完成商业向工业转型、七十年代以后创造的工业奇迹,都是津市人智慧和能力的体现。津市的文化养成,我们可以找到其根源。 1.盘瓠种 古时的九澧一带,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族互婚,血统混杂,各族共祀盘瓠为祖。《后汉史·蛮夷传》记载:“盘瓠种,昔帝喾时患犬戎入寇,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吴将军头者,妻以少女。……生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裳斑斓,语言侏离,其后滋蔓,号曰蛮夷。……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长沙、黔中五溪蛮皆是也。”传说中的盘瓠是一只神犬,它协助帝喾斩杀了犬戎部落的吴将军,击退犬戎部落的进攻,帝喾便将小女儿嫁给了它。盘瓠与帝喾的女儿共生育了六男六女,自相结为夫妻,生育繁衍成为西南各部落。因此,西南各少数民族都自称为盘瓠种。盘瓠传说的历史渊源非常古老,与中华文明始祖炎帝、黄帝同时期,属于先民图腾崇拜的产物,有学者研究证明,汉民族盘古开天辟地传说中的盘古,也是来源于三苗部落的盘瓠,是汉代西南神话融合太平道道教文化后的产物。 盘瓠是战神,他代表了西南少数民族反抗奴役的英雄形象,弘扬了不甘压迫、奋起抗争、永不言败的斗争精神。先民们之所以选择犬为祖先图腾,除了表达对统治者鄙视少数民族的激愤外,还体现了对猎犬忠义节烈、愈挫愈勇的斗争形象的认同。秉承盘瓠精神,中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一直在反抗压迫的斗争中生存。九澧地区,先后出现过很多少数民族英雄,如先秦时期的“廪君”巴务相、汉代累死伏波将军马援的“武陵蛮精夫”相单程(即后世所谓向王)、唐时的雷满、北宋时的钟相、杨幺、元末明初的覃垕等。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澧水流域汉、苗杂处,澧州人的血液中都融合有盘瓠基因,都可以说是盘瓠种。盘瓠精神,就是一种敢于斗争、永不言败的“霸蛮”精神,这也是湖湘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2. 傩愿坛 公元前 27世纪,中原华夏民族的首领轩辕氏与九黎部落首领蚩尤在黄河流域进行了一场决战,蚩尤被杀,九黎部落残部逃往江汉、洞庭、彭蠡一带,与洞庭一带芈姓苗民、南蛮土著部落组成九黎三苗,历史上称为三苗国。黄帝为灭三苗国,用巫治苗,于是命其孙颛顼(五帝之一)治巫。这是南方巫术的开端。巫的作用是通过作法与鬼神相通,祈求得到鬼神保护、借用神力驱疫避瘴。可见巫是一种社会分工,是人类认知能力低下时期寄托于想象的产物,人们希望通过巫来解决现实中的困惑,便赋予巫神秘的力量。这一点,中西方都差不多。巫要作法,需要借助一定的仪式和工具,而这种仪式和工具,便称之为傩,如傩神、傩坛、傩戏、傩面等。巫与傩是古代宗教仪式的两个方面,是无法分开的整体,有巫必有傩,无傩不成巫。 澧水流域在春秋战国时属于楚国,当时的楚国因为山川险阻、汉夷杂处,其政治文化都糅杂了鲜明的地方特色,甚至统治者治国理政也借助于巫觋法术。《国语·楚语》就有一篇《楚昭王问于观射父》的文章,记载了大夫射父以巫觋辅政的故事。三闾大夫屈原所作《九歌》,就是楚国祭祀鬼神的乐歌。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写道:“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岳郡志》载:“(澧州)士知义而好文,俗信巫而尚鬼。”这种乐神好祀的风俗,培养出了楚人知天乐命、浪漫达观、虽死无悔的性格。《史记·羽本纪》载“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体现的就是楚人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而强秦的末路,也的确是楚人所铺设。 雠神没有特指,是一种多神泛称,各地因风俗不同,祀奉的神祇也不同。道教传说中的神、历史名人、地方传说中的人物、甚至赋予神力的动、植物均可给地成入其中。清代中叶,各地的傩坛上供奉的神灵有上百位,如财神菩萨赵公元帅、太上老君、二郎神、盘瓠、向王、廪君、杨泗菩萨、姜女娘娘、紫姑神、阳鸟(鸡)、青玄(鸟)、神树神山等,非常驳杂。澧水下游地区,所建傩坛多以姜女娘娘为主神,年关节气、乡民还愿,兴唱傩戏。《直隶澧州志》载:“冬月冬至日,合族祭先祖于祠。……始傩,击鼓铙镯以迎傩神,逐疫疠。舞者歌孟姜女故事,享以牲醴,悛其余,乃罢。”津市的许多宫庙中都建有“傩愿坛”,傩愿坛逢祀日必唱傩堂戏,起初的傩堂戏以奉神驱鬼为形式,荒腔走板,不成体统。后来引入了汉戏、荆河戏的形式,为大众喜闻乐见,其演唱一直延续到“文革”前期。 1.移民汇集 澧州东部的丘岗平原地区是古人类聚居之处,这是澧州的原住民。西部原为高山溪峒,不适宜人类生存,黄帝驱三苗于此,成为澧州的第一批移民。滨湖地 到区。形似洪荒,十三世纪以前是一片泽国,沿岸只有少数人类居住,后因江湖顶托,难洲地拱出,始有移民迁入,因此,移民文化是澧州文化的主要构成。从《中国大津事移民年表》中可以看到,自公元三世纪初起至十五世纪末,因建置、战争等因素,在澧州有三次大的移民: 晋永宁元年(301),“八王之乱”使河南、陕西和相邻的河北、山东、山西部分地区沦为战场,大量人口逃亡。当时聚集在荆州境内的流民有10余万户,部分来自中原,部分来自于巴蜀。 宋淳熙三年(1176),江西、江东等路的农民携家前往荆南府、常德府和澧州等地,开荒围湖(请佃荒田),在此落籍。 明洪武三十年(1397),迁江西丁多人民及无产者约20万于湖南常德、武陵等十县。 移民的汇集,既带来了各地不同的语言、习俗,也造就了吃苦耐劳、柔顺谦和、共融共生的性格。《直隶澧州志》载:“按旧志,澧土腴俗美,宦游之士往往卜焉;且急功乐输,力于耕桑,较他邑为驯。” 津市的移民与澧州境内其他地方又略有不同,这主要是自明朝中叶商埠地位确立后,因经商目的而主动移居津市的人员越来越多,这部分移民不再属于单一地点的群徙类型,其所携带的文化元素更加驳杂,文化交融的积极性更为突出。万历年间,津市已成千户之聚,当时就有“一街十三省”之说,江西、湖北、安徽、浙江、四川、陕西、江苏、广东等省商民寄居津市,构成津市市民主体。而抗战时期乱民涌入,人口剧增,更是纷纭复杂。这些移民,从民族划分上,有汉、回、维、土家、苗、侗、蒙多个民族,他们都是津市人的祖先。这很像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的情形,移民杂聚,由斗争到融合,到多民族的协商共处,造就了自由生气的地方文化,促成了政治经济的迅速崛起。 2.西方宗教 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率先入华,自此掀开了中西方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序幕。五口通商之后,津市作为澧水流域最繁华的商业城市,当然地成为了西方教会传播西方文化的桥头堡。1885 年,西班牙神父入津布道,设立津市天主教堂,是漕水流域最早的教堂。1902 年,基督教芬兰差会从沙市教会派牧师石约翰(苏布伦)来津市传教,设立基督教湘西信义总会,是湘鄂边境基督教文化传播的开始。 在其后长达七十多年的时间里,西班牙和芬兰国先后派遣了数十名教职人员到达津市,拓展教区、发展教众、修建教堂、传讲《圣经》,经历了筚路蓝缕的艰难过程。他们开办育婴堂、医院、学校,救济穷孤儿童、传授现代科学知识,让津市人率先感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文明和“平等、自由、博爱”的西方价值观。在漫长的传教时间里,不少教职人员从青年变老年,甚至埋骨关山,其情感已与津市融为一体。 津市解放后,国家宗教政策调整,大批外籍教职人员回国,但在津市,仍有几位舍不得离开的教士。1951年,芬兰国传教士甘德伦依依不舍地踏上深圳罗浮桥,离开了中国大陆,当他踏上罗湖桥时,早已等候多时的记者,用镜头记下来这一瞬间,成为中西方交往历史上的定格。赫尔辛基的一条大街也以他的名字命名。1956年10月12日,甘德伦去世时,他一直都念念不忘中国津市。1953年,白光明最终离开津市回国,但他无法割舍其中国情怀,于 1956 年继续到中国台湾基隆从事传教活动。 芬兰的大主教认为他们“和美国人最大的不同,芬兰传教士是出于'纯粹的宗教’的动机,而其他基督教传教士的最终使命是殖民利益,在传播宗教文化的同时,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我们不评说他陈述的真假,但那些传教不远万里来到异国他乡,实实在在为津市所做的奉献不能忘却,与津市人民结下的友谊应当历久弥新。 这里,特别要说到这位甘德伦先生。他曾撰写过一些回忆录,其中《我的中国朋友》一文,详细记述了抗战时期他在津市的处境。他的夫人叶塞尼亚,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她写有《中国游记》和《基督教儿童》等文章,文中详细记录了三十年代在中国,特别是在津市期间的那些美好时光。此外,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一位长者,他就是几十年来致力于传教活动的白光明先生。这位老人,自1978年后,多次访问中国。2011年10月,他以百岁高龄重访津市,虽然步履艰难,但思维清晰,表述完整,特别令人惊叹的是,这位长寿老人,对六十年前的物事仍记忆犹新,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实在令人感佩。的确,我们不应该忘记,以这批老人为代表的所有宗教人士,曾经对津市这片土地所作出的贡献。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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