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市人大机关宿舍楼,拜望已经退休二十多年的原市人大联工委主任陈春生同志。陈老从电话中得知信息,早早地在家里等候着我。 现已年近九十的陈老见我到来,分外高兴。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好久好久才松开。茶几上摆好了水果、瓜子和冒着热气的绿茶。虽然同在一个城市,近在咫尺,很少拜望,这都是我的不对,我的不对。 见到老领导身体健康,气色很好,我真高兴。喝着热茶,一阵寒暄,我请老领导讲述当年是如何把我调到地委办公室来的情形。春生老人笑了笑,谈起了那段选人的过程。1978年,是党和国家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一年召开。文化革命结束后,各级都成立了党委、地区恢复了行政公署,各项工作开始走上正规。当时,地委办公室写材料的青黄不接,急需补充干部力量。地委办领导派遣陈春生同志带着一名工人代表到几个县里选人,一个县选一人。当时陈春生同志在地委办公室政治保卫科工作,是一名没有官衔的的普通干部。
1978年9月的一天,我在安乡县的三个公社调查了解晚稻防治病虫害的情况。正和安康公社的农技员在稻田里查看病虫时,忽然公社办公室的同志找来,通知我迅速回县里汇报。我立即骑着单车,赶回县里。一路上,打好汇报的腹稿,每个公社的情况总结出几条。 回到县委机关,我穿着沾满泥巴的黄胶鞋,裤脚一边高一边低,像是赵本山演小品,直奔尹主任的办公室。发现这里有两位我不认识的人,有一个四十来岁,面目清瘦,带着眼镜,微笑着打量着我。尹主任笑着说:“新民呀,你辛苦了。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地委办公室的陈同志,这位是李同志。上级领导想听听下面防病治虫的情况,你就把看到的情况简单说说吧”。我早已成竹在胸,也不看本子,一口气讲了几个特点、几个典型、几个问题,还有十来个数据。尹主任和那位陈同志不时地微笑点头。我也感觉,这次汇报特别轻松。
(我和禹庭、志宏、寿兆四个人是1976年9月同一天从公社调到县委办的,情同手足,在照相馆合影留念)
过了三天,尹主任对我说:“新民啊,准备调你到地委办公室去工作,很快就要来商调函了,你自己意见如何?”我感到十分突然,毫无思想准备。因为,我素无大志,能到县里工作就很满足了,压根儿没有想到地区工作。又是几天后,我接到通知,转了工资证明、粮食户口、党员介绍信,带着行李衣被和书籍,搭乘一台老式吉普车到地区报到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听我汇报的中年人,就是专门下去选人的陈春生同志。具体情节,我一直不清楚。春生老人回忆说:“那次下去选人,没有任何框框,没有任何指定,先由县里推荐人选,看写的文章材料,再让我见面,授权给我决定人选。在安乡县,一共有四个人见面,你新民是最后一个见面的。也是有缘,我凭第一感觉就看中你了”。“其实,县委办推荐的人中还有一个我认识的同志,是我随军分区政委到农村办点公社的组织委员,但我没有选他。”
这个选人的过程,春生老人从没给我提及过,今天的回忆,终于为我如何从县里调到地区作了一次解密。那次春生同志共选了四人,其中,刘平政同志是正规大学生,时任汉寿县党校校长;刘明、鲁秉群和我都在县委办工作,同是以职代干的身份,而我的文化最低——初中文化、个子最矮——一米六零、体重最轻——九十一斤。第二天参加机关的劳动,调研科的熊鹤仙科长大姐还以为我们三人是临时请来的小工呢。 四十五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们这四个人都没有辜负陈老的希望,没有一人不胜任、没有一人犯错误的。除了一位同志身体欠佳外,其他两位比我进步得更快、更好。一个普通干部不带框框下去挑选人,无一失误,培养出了两名正厅级、一名副厅级、一名正处级干部,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在强调五湖四海、风清气正、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今天,我们的组织人事部门、用人单位和年轻干部从那时不带框框下县选人中是否有些启迪呢?
刘明同志(右)是那次调来地委办公室的四人中最年轻的,曾任常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人大主任,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在人的一生中有着许多贵人、许多机遇。一次鼓励、一次提醒、一次帮助、一次荐举,乃至一次棒喝,都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年把我从县里选到地区工作的春生老同志,对我有知遇之恩,不正是我的又一个命中贵人吗?心里记得,常来拜望,也是一种知恩、感恩、报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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