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山茶禅文化对湖湘文化之影响

上将军

夹山茶禅文化对湖湘文化之影响（一）

龚敏龙

    湖湘文化是一个兼具时空双重属性的地域文化体系，由生活在湖湘大地的各族民众，在漫长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层层积淀而成。夹山茶禅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湖湘文化内核——湖湘文化精神内核——宋明理学，其内里有着来自夹山的万丈佛光。有人说，中国文化演进孔、朱、曾三大成。又说，湖湘文化“两杆子”，一曰笔，二曰枪。玩笔杆子的朱熹——朱大成，集理学之大成。既玩笔杆子又玩枪杆子的理学大师曾国藩——曾大成，成了清末中兴名臣，古今完人。朱大成，曾大成，没有“茶禅一味”难大成。

夹山茶禅文化

“三禅三同步”伴随着湖湘文化足音

    夹山茶禅文化三禅三同步，伴随湖湘文化足音从夹山走来，丰富了湖湘文化内容。

所谓夹山三禅三同步——

    第一个同步，善会开山讲法与湖湘文化起始期的“湖湘”地理区域形成时期同步。

    “会昌法难”不久，善会求师问道，道吾禅师启示他：“你名声大，要到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的地方去求师。善会到了一条船上，认定这个无瓦无地之所，可以立身。船子拿起船桨当即把他打下水去，按住他的头。善会呛得眼冒金花，求饶说：“不要按了……”。后来船子对善会说了一首偈语：“猿抱子归青嶂岭，鸟衔花落碧岩泉”，吩咐善会到深山老林修行去。善会东寻西找，到了夹山，觉得与船子说的偈语意境相同，便住了下来开山建寺。善会开山草创时期悟出的“茶禅一味”与“湖湘”地理区域形成时期同步，与湖湘文化起始期的“湖湘学”同步，其意义是深远的。因此，谈及湖湘文化时，不可忽略此一问题。

    第二个同步，即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圆悟碧岩评唱，以及《碧岩录》最终成书，正好与北宋亡南宋立同步。

    历史从来就是政治的历史而不单纯是文化的历史。靖康二年，金兀术饮马黄河，攻进汴京。掳走徽钦二帝，百姓尸骨填沟壑。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恨不能洗雪“靖康耻”。恨不能“蹀血虏廷”，杀他个夷种匹马不留。然而，蔡京童贯奸佞当道。有着爱国心的士人们满腔悲愤却不能杀敌报国。只能哀叹“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万般无奈的士人们流向禅门，让磨难煎熬的心灵有所依托。于是，圆悟《碧岩录》应时而生，坚忍不磨地继续完善和刷新夹山茶禅文化。

    圆悟在夹山开讲《碧岩录》，恰恰碰在北宋灭亡这一中国文化史上发生重要转折的拐点上。特殊的时代，使夹山茶禅文化对“文化转折”产生历史性作用。也就是说，夹山茶禅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发生转折。没有这个转折，便没有南宋以后华夏文化的转型，也便没了朱熹圆融儒、释、道三教合一促使湖湘文化的成型。一个转型，一个成型是何等重要！

    我们在探讨夹山茶禅文化与朱子理学及湖湘文化时，另有一重大问题不可忽视，即圆悟克勤在磨难中磨出的《碧岩录》——“宗门第一书”，表明《碧岩录》可与《坛经》相比。佛教中只有释迦牟尼的著作方可称“经”。可见，“宗门第一书”——《碧岩录》的崇高已达极致。既然为“第一”，即有“统领”和“覆盖”的含意。若不正视这一点，便不能清晰看到：夹山茶禅文化对朱子理学和湖湘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以及受禅宗熏习而成为湖湘文化杰出代表人物身上的亮光是因为夹山茶禅文化的折射。

    第三个同步，明末清初甲申年（公元1644年）“帝王禅隐”与明亡清兴同步。

    甲申3月19日，崇祯成了古槐上的悬物。李自成做了大顺帝。然而，4月19日自成亲征山海关，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逃。老百姓说他，男怕3、6、9。短短的时间里，伴随大顺帝跳荡的数字全是3、6、9。时间虽短，而心路历程却是漫长的。其间的痛苦折磨，怎可一言能尽呢！这种结局，或许命运注定。所谓“命运”，表层上无迹可循，而实质上却是一种因果必然。看了《碧岩录》的曾国藩说出另外两句话：“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这或许是注脚，也或许是曾国藩的“克勤”情结，此是后话。

    且说这位“捣碎乾坤惊日月，踏翻宇宙走雷庭”的大顺帝，在兵败如山倒的磨难中脱掉龙袍披袈裟，遁隐青嶂岭入了禅门。他禅隐蓄志，以图再起，眼看联明抗清未遂心愿，便在寺中静思静虑，悟出：“事业尽随流水去，禅房梦醒夹山青”，他在寺中整整住了30多年，使得丛林大举，门徒弟子数千众。认真修行的奉天和尚常有禅诗自心性本源处发出，熏染着农夫渔樵，使得当地民俗文化朝前迈进了一大步。隐喻着张献忠，李自成打败了明王朝，却让满清辫子王朝沾了便宜的民谣生動感人寓意深刻，如“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这类歌谣在湖湘大地流传，又引发若干民间故事，丰富了湖湘文化中的民俗文化。而流落在澧水流域的李氏后裔们，也极大的促进了湖湘文化发展。如著名作家丁玲说：“临澧蒋家原为李自成的后裔。蒋家很有钱，而财产多在外地，迁来临澧这地方，正是明末清初……”有了钱，当然好办事，也就可以让后裔们有条件读书了。原名蒋冰之的丁玲，自称是李自成的后裔，她读书能从南京读到北京，从上海读到天津，终于成了名满天下的名人。这大概也是夹山茶禅文化对湖湘文化的贡献吧。

三禅三大步，在夹山茶禅文化史上迈得铿锵有力。值得注意的是：三大步起始时，都踩在社会剧变时期。大凡此一时期，多有磨难。尤以善会开山时期所遭受的“会昌法难”，最能说明此一问题。

    唐武宗会昌四年，武宗下诏，拆除佛教寺庙，迫令僧尼还俗，将千万顷田地收归国有。焚烧经像，打碎铜铁佛，做废品收购。名僧高徒纷纷逃窜，或被迫还俗，或隐匿权门。而远走深山者为多。这场发生在武宗时代的“文化大革命”，史称“会昌灭佛”。65岁的善会正是在此一时代背景下，以年迈花甲之身几经辗转来到夹山，开山弘法。其间的艰苦磨难，忍受的委屈、歧视、冷遇和无端的指控，或许也只有受过磨难的人才能洞透。而此一磨难，却极能磨炼意志，煅造思想。但凡经过磨难的人，因为受过非人的待遇，总觉一条命只当是捡来的，全不把“命”当回事，其行为及思想往往“横冲直闯”，不存顾虑。因之，而孕育为敢打敢拼不要命的奋斗精神。湖湘文化杰出代表曾国藩，曾经意味深长的说了这样一句话：“吾平生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这句话，便形象描绘了此种意志和精神。而此种特异意志和思想非经磨难不能成。正是因了善会草创时期忍辱负重坚忍不磨的精神傳承，才有了夹山寺“帝王禪隱”時期的正殿九进，占地百亩，而不得不“骑马关山门”的繁荣和“茶禅一味”的佛光远映。

    据此看来，夹山茶禅文化草创时期坚忍不磨、百折不挠、敢为天下先、敢于牺牲的殉道思想之“种”，便是湖湘文化内蕴的“基因”。也就是历史上所言的“种族”因素，也可理解为“文化传统”的“基因传承”。随着历史演进，它已内化为湖湘人的一种人格特征，一种心理积淀。

    此种“基因传承”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钱基博先生说：“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艰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唯其耐艰苦，故强”。湖湘人不畏艰苦的精神风气，就是指自强不息，坚忍不磨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为湖湘文化中“数千年之古风”。这种“古风”中有一股——善会开山建寺時便融进了“茶禅一味”的禅风。

政协邱渭波

湖湘人不畏艰苦的精神风气，就是指自强不息，坚忍不磨的奋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