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津市市场
第一节 早期市场的形成
一、江河之利
澧水有水运记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3年，即由楚怀王颁发的鄂君启节。启节是一种享有特权的水陆两路运输免税通行证，其中对水陆运输的范围、船只数量、折算方法、禁运物资等，均有严格规定。鄂君启节中标明的水运路线就含有澧水。不过，那时还没有澧州，至于津市，则可用本地的一句俚语来形容，即:“洞庭湖里吹喇叭，喇哩喇哩(哪里哪里)”。
澧水西来，流经澧境时，已是澧、道、澹、涔、松五川漫浸，最终河口的形成历经了一段非常漫长的岁月。梁敬帝绍泰元年(555)始置漕州，其治所一直在澧水两岸徘徊，直至明洪武五年(1372)澧州州治完成了它最后一次的迁徙。当它从东南四十里的新城(现新洲)迁回至北岸的澧阳县旧址时，其州东二十里远的津市，仍只是一个洲渚连片、袅袅炊烟、白鸥翩飞的渔村。
作为五川的汇聚地和洞庭湖的入湖口，津市襟江带湖的水运便利显而易见。逆澧水西上，木帆船可至澧县、临漕、石门、慈利、大庸、桑植、永顺乃至湘鄂西大山腹地;顺流而下，船可入洞庭湖去往常德、益阳、长沙、岳阳、汉口等各大口岸;往北，船可循北水(虎渡、松滋河)进长江直抵沙市、宜昌，成为湘北通往长江的捷径水道;涔、澹二水俗称后河，环津市之北而洄潆于整个澧阳平原;九澧中唯有的一条流经于南岸的道河，几乎覆盖了临澧的大半个县境。故而以津市为辐辏，形成一个包括桑植、大庸、慈利、石门、临澧、澧县、安乡以及湖北鹤峰、公安、松滋诸县在内的湘鄂边约2万平方公里的自然经济区。
“南州之美莫如澧”，这话出自于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其实，这美不仅仅是指景色之美，更多的是指一个地方的富庶。澧水流域分东西两部，东部沃野千里，盛产棉花、稻谷、油菜、小麦、花生、甘蔗、水产等;西部群山绵延，盛产桐油、木材、皮油、梓油、药材、茶叶等。津市作为水运中枢，无疑会收敛起这来自四方的财富。由是，历经明清两代，津市便从一个小小的渔村，蹿升为湘西北的一个繁华都会。
二、物资集散
明始，澧州、安乡两地设水马驿，津市位于两驿之间。大船到津市后再往上因水浅而不能西行，行旅多于此换船或陆行，州府便在此设立官渡及铺递(俗称津市渡或津市铺)。津市遂为省、府、州、县间物资往来的中转地。这其中最大的两项运输便是漕粮和食盐。漕粮即为“税粮”，明清两朝，湖南为朝廷漕粮的主要征收地，澧州是产粮区，除地丁赋税外，另有大量的剩粮外运。食盐为国家专卖，自实施盐引制度以来，津市历为澧州盐岸。盐产地分淮、川两种。淮盐船运溯江而上至汉口，经岳阳过洞庭至常德，转运津市后发往澧州属下各具。而川盐则出三峡后至宜昌或沙市，由虎渡河或松滋河运抵漕州东境的白杨堤，经津市转运至澧州属下各县。清初额销淮盐26000引(89440担)，后逐年上升，清光绪年间，川淮并销，干脆将澧州盐务督销局设在了津市。
漕粮交兑与食盐入岸均属长途运输，在此过程中便有了单程往返的问题。于是，其他物资参与水运的情况就出现了。盐船饭回时会带走江南紧俏的稻谷，而漕船回转时也会带来邑外的手工业产品。这种频繁的物资流通，最终促成津市港口的形成。在津市集散的农产品中，以棉花、桐油、谷米为大宗，次为杂粮、豆类、蚕茧、茶叶、五倍子、牛皮、茯苓、十碱、土布、木材等。其覆盖面除整个澧水流域外，另有毗邻的湖北石首、松滋、公安以及滨湖的南县、华容等环洞庭湖地区。宣统二年(1910),《湖南乡土地理参考资料》载:“津市为大米市场，米谷、棉花、枯饼之贸易甚盛，轧花机器至万余架云。”淮盐的运输，促成了津市与江南的商贸往来，这也是江南会馆在津市建馆甚早的原因，其间，江南人启动了澧州的缫丝业和油榨业，并将当地的山货土产带回江南。晚清徽商胡述官在津市开办土丝业兼榨业，告老返乡时，不顾旅途劳顿，将七副上好的金丝楠棺木运回老家。
人因商而聚，明永乐年间，津市的市井繁华已远胜过它的州府澧阳城。藩封于澧城的华阳王，自小生长在奢靡的成都，哪堪澧州城的冷清。倒是州东二十里繁华的津市，对他有太多的吸引力，于是，在他与他的子孙里，无论是津市北岸的市井，还是南岸的关山，均留下了他们太多的印痕。如，城区的太子庙，尽管实体早已无存，但其地名却永久地保留了下来，而南岸的关山，华阳王将其辟为园囿，那里生长的杨梅，至今仍是津市人泡酒的首选。
毋庸置疑，津市的繁华得益于澧州自身的发展。从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二百多年里，澧州人口增加了近8倍，耕种面积增加了近5倍(均为膏腴的湖田)。加之双季稻大面积推广和产量的提高，使得粮食自给有余。人口的增长与粮食的剧增，加快了津市港口物资集散的深度与广度，这一时期，澧州的稻米除在九澧流通外，已延伸至汉口、湘潭、九江等外埠米市了。
清咸丰至光绪的这60年间，是津市市场的繁盛期。以茶、木、油、盐、钱庄为主的五大商业占据了津市市场的半壁江山。为英商代理红茶出口的粤人卢次伦，以湖北的鹤峰、五峰及湖南的石门等三县边境为基地加工红茶，并在渫水上游的泥市建有规模宏大的泰和合茶号，其成品均由船运和骡驮运抵津市，再由津市换船转输汉口。为此，仅疏浚渫水至澧水的航道及鹤峰通往石门的骡道，就耗银万两之日。“泰和合”号从开办到收束的近三十年里，经津市转输汉口的“宜红”茶累计有数百万公斤。而水道与陆路的修通，又为日后津市与石门山区的贸易往来带来极大便利。仅以桐油为例，石门西北乡为桐油的主产区，磨岗隘又是全县最大的桐油集散地，仅桐油收购商就有数十家，丰水期木帆船通航津市，枯水期则用骡驮、人背，返回时则带上津市的青布、食盐等物资。一行少则十几，多则数十人，有首船工号子流传至今:
澧水河上常行船，洗衣姐儿认得全。
棒捶催我把路赶，转来记得带绸缎。
闯过擂鼓到新安，到了合口逮中饭。
汉口开埠后，城建木材需求陡增，这无疑刺激了澧水流域的排筏业。有趣的是，澧水流域的木材集散地在合口，而交易却在距它50里远的下游津市。一时间，津市木商大红大紫。清同治九年(1870)，长江大水，松滋决口，夺虎渡河旧道南侵，其中一支与涔水贯通，成为津市通往沙市、宜昌的捷径水道。自此，津市与沙市、宜昌两地有了经贸往来。
汉口开埠的另一大改变，就是粤货(又称南货)不再经岭南入湘，而是改走海路经上海逆长江至汉口，由岳阳城陵矶入洞庭湖转输湖南各地，湖南的贸易中心遂由湘潭转移到了长沙，湘北的物资流向也随之发生变化。于是，在清朝晚期，一个以宜昌、沙市、汉口、长沙、常德、津市等地为主的湘鄂边经济贸易区藉以形成。
三、牙行繁盛
牙行一词始见于明代。即以经营牲畜、农产品及手工业品为主;也有居间雇船包揽水运的，称埠头。经营牙行须经政府批准，并交纳税课。牙行在交易中起着“评物价”“通商贾”，代政府统制市场、管理商业的作用，故也称官牙。凡牙行经营之商品，批发交易必须经牙行定级定价，抽取行佣，方能成交。买卖双方不得在行外自行交易，故经营牙行是一种封建特权。
津市既为九澧流域物资集散地，牙行历来繁盛。经营牙行需向官府请牙帖，并缴纳帖费与牙捐，就如现今办理工商、税务证一般。缴费标准按不同区域，市场越是繁盛，缴费越高。津市属繁盛之区，帖费标准为最高区域之一。清末其帖费标准甲等每帖制钱1500串，乙等每帖1000串，牙捐每年按帖本缴纳2%。民国后，津市的帖费分为五等:一等500银圆，二等400银圆……直至五等100银圆。牙捐按帖本的10%缴纳。五年期满后帖费减半，经营货物以五色为限，不足五色的每加一色交银150元。牙帖又分等则，即有甲、乙、丙几种，农副产品多属大路货，津市除雄黄为甲种、桐油为乙种外，其他均为丙种。种类高的，帖费和牙捐就高。
由于津市是一个农村性质的消费城市，故而市场的淡旺随农作物的上市而决定。一般情况下，稻谷登场即预示着旺季的开始，特别是棉花上市后市场便进入鼎盛期。故民间有“九金十银”之说。这就使得津市多数牙行有着多种化的经营种类(一般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种类)，即应合了当地的一句民间俚语:不在一棵树上吊死。除等货上门外，常自营自销。在长期的经营中，他们还摸索到了一整套的经营模式，如:客商前来收购货物，需要一定的时间，他们就为其提供饮食、住宿服务;客商收购的货物，需要地方储存，他们便增建仓库，开展货物存放业务;客商做完了交易，准备启程返回时，他们便帮助客商雇请车船、骡马、人工，客商虽然要另付一部分中介费用，然而由于牙行能够保证运输环节的安全，这些客商也往往欣然接受，由此可见，牙行在商品贸易中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环节，他们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一个市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12年至1917年间，津市有牙行47家。其经营的货色有棉花、桐油、粮食、山货、茶叶、土果、鱼虾、船、纸、铁、炭、煤、柴、烟、饼、丝、纱、靛等 18种。1934年，津市较大的牙行增至64家，占当时工商业总户数的10.8%，资金总额为银圆72万元。其中:油行9家，粮食行17家，花纱行17家，山货行8家，水果行4家，牲畜行6家，鱼行3家。这些牙行都有较大的经济实力，垄断了澧水流域及滨湖邻近各县的桐油、棉花、土纱土布等农副产品市场。一个市镇的繁荣与否，仅从它的牙行拥有量便能看出。津市牙行繁盛，其主要原因仍是占了水运的便利。
《直隶澧州志》载:“澧接黔蜀，达荆襄，通吴会，四方之所萃，百货之所走，亦南楚都会也。”这里所说的都会，即是澧州当时最大的市镇--津市。
......待续。
发表于 2023-7-1 16: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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