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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风物卷）》连载（二十七）
第七章 琅琅书声
《礼记》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得益于教化之功。教育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组织形式、知识类型、学龄结构等方面有不同的分类，但古往今来，学校教育是其主要形式。 中国的学校组织，大体上可分为官学(太学、国子监、学宫)、书院、私塾、学堂、学校等几种。西周称学校为"辟雍”，是少数奴隶主贵族读书的场所;地方则有塾和庠。当时，学校设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则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东周时期，诸侯并起，国家呈割据状态，教育为思想统治的目的还不是十分明确，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的不同认识尚能自由表达。因此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并出，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 随着封建社会形态的成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帝国设立太学，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变成了重要的社会统治资源。以传递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私塾从此也在历史上站住了脚跟。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出现，除太学为国子监，是为官办最高学府。科举制又进一步推动了私塾的发展。玄宗时期，官办书院萌芽。当时，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儒家经典“五经”展开，教育的政治性凸显，“学而优则仕”等观念开始植根于知识分子的头脑中，重文轻理，重农抑商，官家实行思想统治。自此，科学的这根翅膀被剪去了羽毛。 唐末至五代，战乱频仍，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北宋时期，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书院之设兴起，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后，盛极一时。至南宋，以讲学为主的书院日渐增多，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宋代最著名的四大书院有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明朝初年，官办教学机构更加庞大，朝廷设南北二监，地方政府大修文庙，分置提学，教谕，书院转衰。直到王阳明出，书院再度兴盛，全国曾发展到1200多所。随后书院因批评时政，为当道所忌而屡遭封禁。明朝曾先后4次毁禁书院，明世宗朱厚熜、内阁首辅张居正俱毁过书院。尤其是东林党祸，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书院教学跌入谷底。 清代人口猛增，在官办学校的无法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全国书院达到2000余所，私塾也得到空前发展。但书院的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广州越秀书院等。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5)，废除科举，新学开办，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励劝学所对私塾进行改良，调整私塾的课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学靠拢。延至民国，私塾逐渐过渡为国民小学。 津市作为九澧经济和文化荟萃之地，重视文化教育是史有明载。在晋代，新州城(当时的郡治)就因车胤“囊萤照读”的故事而闻名，唐代晚期，即建有书院性质的“萤渚读书台”。元大德年间，监察御史李庭咏与总管杨国祯等筹资修建了“车渚书院”;明正德年间又得以重修。清初，知州汤调鼎等在津市市区修建“延光书院”，取“车胤精神，以延其光”之意。康熙二十一年(1682)津市士民又在延光书院西侧创建了澹津书院。但津市的书院以基础教育为主，倡扬的是勤学之风，与同时期一些著名的书院略有区别。 与此同时，“私塾”作为民间常见的一种教育形式，在津市已然普及。一般富商，为造就子弟，进取功名，或继承商务，掌管财产，都不惜重金，千里迢迢，延聘蒙师，设馆讲学;而同乡会馆，也纷纷兴办义馆、义学，不使子弟蒙尘。清末至民国，新式学校兴办，国民小学分保在市区设立，一些私塾改设为小学，先后有大成两等学校、澹津女校、豫章小学、长郡小学等学校出现，其中，澹津女校的出现，主张男女平权观念，肇立九澧新风尚。同时期，芬兰基督教会在津市兴办津兰学校，开设外语和圣经课程，也为津市青少年打开了海外文化的窗口。1909年，教会开办津兰中学;至三四十年代，又先后出现了明道中学、翊武中学，一下子把津市的教育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几所中学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学生，他们相继进入国内外名牌大学学习，不少人后来成为国家科技、教育、军政界精英，改变了历史上津市教育“寓教于商、不求高广”的形象。至1949年，津市已有各类学校19所，在校学生 3215 人，教职工 187 人，教育况貌，盛于九澧。 第一节 书院 1.车渚书院 建成于元大德五年(1301)五月，由官办民助在原“萤渚读书台”基础上重修，位于今津市新洲镇车渚村，当时为三间两进书院,又名“萤渚书院”。至清末改为彭山学堂。 在中国教育史上，车胤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典范。主要是他年幼之时，在家里穷得连灯油都无法置备的情况下，创造了“囊萤照读”的苦学之法。车胤官至吏部尚书，晋隆安四年(400)，车胤为国捐躯。东晋末年，车胤故里建起“车胤祠”和“萤渚读书台”，以祭祀并弘扬其刻苦为学的精神。《直隶澧州志》载:“车渚书院，州东四十里,一名萤渚，云晋车武子囊萤读书处，教授李寓及州人梁宝有记，寻废。”李寓是当时主董澧州儒学的学官，其《车渚书院记》写于元大德辛丑年(1301)。李寓记述:肃政恒庄李御史李庭咏，曾担任鼎、澧地区的监察御史，因其父李慧(梅轩公)致仕后寓居于新洲车渚，李庭咏常回家省亲，便与州守杨国祯谋划修建车渚书院事。杨国祯即遵奉其意见，并在梅轩公的赞襄支持下，花去近一年的时间，建成澧州车渚书院，而且是一座一般的“支郡下州”即三类小州郡无法与之媲美的书院。他还将此记镌刻成石碑，立于车渚书院内，告诫后来者。 217年后的明正德十三年(1518)，澧州人梁宝(建始知县)，又写了一篇《重修车渚书院记》，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明代重修车渚书院的情况。车渚书院“在州东三十里，唐李泌所筑新城内。毁于兵，遗址仅存，百余年竟无一兴废举坠者，足为太息。”正德十二年(1517)时任侍御史的李如圭(字国宾)内艰(丧母)家居澧州时，即将车胤的官衔姓字镌刻了一块碑表，竖立在通衢大道。适逢时任御史的凤阳人高越(号抑斋)按察澧州，见到武子碑表，“惊曰:有是哉!囊萤故事，虽五尺童子犹乐称之，为其处贫窭而向道义也。乃故土无祠，不大为缺典乎!咨诹之事急孰甚此?”这位御史高公感叹之余，即以尽快修复车渚书院事嘱托澧州当局。当时的澧州同知欧阳席，正以“贰守”身份署理州府，对御史高公的嘱托“毅然任为之。即其旧所崇台辟址，经始于是岁季冬，明年春乃落成。” 只一个冬春，颓败荒芜了百余年的囊萤读书台上，再次耸立起一座崭新的车渚书院，“但见崇门揭扁，朵翰惊龙，庙貌森严，肖像俨若。缭垣墙以植松竹，砌砖石以除草莽，严关键以远秽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此一座新兴的车渚书院重建完成，一未动公款(“不动公帑”)，二未向民众要钱(“民不知兴作”)，三没摊派民工(“非赎罪人”)，而是通过父母官“捐已俸”成就的一项公益事业。 梁宝说，澧州学子有了车渚书院，即可以“考德问业”“崇德象贤”，又可以在车武子精神的熏陶激励下“论时尚友”“感发兴起”，深造甚至超越成具有车武子志节式的贤俊之才。他坚信:车武子的“高风硕节”，将永远成为“后学模范”。 康熙五十年(1711)，新洲镇修葺和恢复了车渚书院;晚清时，车渚书院又与新洲小彭山思王庙堂合一，供奉车胤、李元则画像，更名为彭山书堂(亦称彭山学堂)，并镌“山思唐刺史，渚祀晋尚书”门联，以示对先贤的纪念。 2.延光书院 建成于清顺治七年(1650)，为澧州知州汤调鼎倡建，地址在今一完小东侧。后随州治迁往澧县。 清顺治三年(1646)，南明的抵抗主力刚刚溃出澧州，清政府为了加强对江南的占领和统治，十分重视澧州的治理。未等州城得手，即委派道、州官员驻屐澹津(今津市)。百废待举之际，守澧官员认为，作为“王化之本，人才之所由出”的州级书院，不可能长期废缺。于是。在大量裁并其他官员的同时，却对澧州“州、县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员一如前代”配置。顺治五年(1648)，有“宇内名硕”之称的汤调鼎知澧州，一方面“追剿、恢复澧城”，一方面“捐俸筑延光书院，檄萃多士，课文析义，供给膏火……”据清初澧州文人龚之茗写的《延光书院记》记载，“清河汤钧右先生”于清顺治七年(1650)筑成的延光书院，址在澹津(今津市)。龚文说，之所以名为“延光书院”，是“先生(指汤知州)之言曰:'澧之先，屈、宋尚已读书博雅，又有武子胤其人者，能使千年后澧州人士犹称囊萤故事不衰，其光可延，是宜名延光。”延光书院要求“来尔诸士”，应当“追踪屈、宋，步武车、李(如圭)”,通过“笔之，削之，磨之，砺之”,“宜人人握灵蛇之珠”，个个成“绣粲胸次”,即胸怀锦绣才华的治国之士。明末诗人刘嘉善有《题延光书院》诗: 藜阁光涵澧水隈，文心慧业总堪推。 草痕结绿牵裙入，萤抱明珠逐夜来。 三五典坟追往哲，东南竹箭集今材， 千秋此日归风雅，槛外长虹覆酒杯。 囊萤故事通过中华经典《三字经》“如囊萤”，早已深入人心。时至今日，遍布津澧等地的车胤遗迹如车城、车渚村、车家铺、车公山、车公亭、车溪河、车公桥、武子宅、武子墓、囊萤台、萤渚台等，乃是澧水之子车胤“声名藉盛于乡里”的明证。千百年来，澧州人传说，凡是萤火聚集之地，都是文昌盛会。这是因为宋人王齐舆的《车武子墓》“儒生骨朽名犹在，高冢相望已乱真。只认夜深萤聚处，便应冢下读书人”久传不衰的结果。数年前，有学者在偏远的澧北山村，见到一位90岁老翁，他似乎对很多往事都不甚了了，但谈起车胤却滔滔不绝。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竟一口气背出了叙说车胤故事的“宵烛出腐草，微质含晶荧。收拾练囊中，资我照遗经。熠耀既不灭，吾咿宁暂停?毕竞齐显地，声名炳丹青”的《囊萤诗》。真可说是“其光可延”的一则轶事，也可说是车胤的事迹与精神，为澧水子孙代代相传的一则佳话。 3.溪东书院 相传建于南宋时期(1127-1279)，地址位于关山西麓大洼(今白龙泉水厂)，南临道口，古有小溪自此入澧水。因此叫溪东书院。 有关溪东书院的史料，其一为《直隶澧州志》记载:“在治东一里许，宋范文正公(范仲淹)尝读书于澧，后人慕之，建院祀焉。明正德间，州同欧阳席修，李如圭为记，明末废。今澧阳书院，其遗址也。”显然，州志中记述的溪东书院在澧州城，与津市关山无涉。其二为南宋宝庆元年(1226)，承直朗澧军事推官任友龙的《补范文正溪东书院记》曾对书院环境描述为:“乃卜澧之阳。唯东彭山突兀，其前诸峰环列左右，旁挟两水，东西来朝，气象轩豁，胜景毕露，岂地灵显晦自有时耶?于是度材鸠工，分画经始，中建一书十年，大通六经之旨意;立文正公祠于堂之东。偏外又辟一门，缭以周垣，克壮形势，栋宇华丽，轮奂鼎新，实一郡伟观也。”其景色描述似乎与关山相似，但说澧之阳则相悖，何况所载之东彭山，是否即关山存疑，即或是，也在澧水之阴，可见所载之地理位置与今不符。这一段记载与州志中溪东书院在“治东一里”的说法也相悖。 今有学者考证，津市大洼为溪东书院原址，其兴建时间比任友龙记载的溪东书院重建时间要早一百多年。其考证之说为: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范浚慕泉州人苏庠等文人结社于江西，并在澧阳(故澧州地)筑别墅游憩讲学，来到澧阳，遍游兰澧，爱上澧浦道家第四十四福地关山的秀丽景色，结庐于大洼小溪之东北，研修理学，开讲授徒，号溪东书院;称小溪为濂溪，并自任山长。一时声名鹊起，时传“澧阳有香溪”，学界争相赴澧阳溪东书院受教，也惊动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后学朱熹。年轻的学子朱熹非常崇敬范浚，曾数次去婺州南溪拜见求学，但因缘不就，没有见到，只抄到范浚的“心箴”一章，击节叹赏。范浚于绍兴二十年(1150)去世，后来有道士莫元良在道藏第四十四福地彰观山上重建宁极观，被南宋皇帝敕赐为“银溪观”，遂改濂溪为银溪，仍号讲堂为溪东书院。 南宋乾道三年(1167)八月，朱喜在林择之范念德的陪同下到潭州(现长沙)访问湖湘学派的理学大师张拭。闻听范浚在澧阳溪东书院开讲授徒，特地来澧阳溪东书院，没想到范浚已去世。在祭奠心仪的师长范浚之时，欣然登上溪东书院的讲堂开讲。结合澧人熟悉的文人苏庠、理学大师范浚等的学术思想，接引学者，受到澧州官吏、士子的青睐。 南宋淳熙十年(1183)秋，朱熹应澧州州牧的邀请第二次来到澧州，把上年编著的《孟子集注》带来澧州，此书收录了范浚的《心箴》，还特地为范浚作了小传(《香溪范子小传》)。并指出澧州是楚南名郡，嘱咐澧州官员要像修建白鹿书院那样，修好澧州的学院，还要把苏庠主讲过的文山书院修好，认为范浚创建的溪东书院过于简陋，应该好好翻修。并当场为澧州书院题写“廉节”二字，澧州学官立即为此二字刻碑保存，筹措资金开始备料准备修建文山书院和溪东书院，以待来日朱熹再访。 南宋绍熙五年(1194)，朱熹任潭州(今长沙)知州、荆南安抚使，陪同朝廷御史范处义巡视环洞庭湖+五州，第三次来到澧州。由于范处义本是范浚的私淑弟子，敬仰香溪先生范浚，一路走来情趣相同，十分投缘。他们登宁极观，再访范浚溪东书院。离别前，在持节侍御史范处义的支持下，朱熹促成了两件盛事的兴办:一是建议当时的州守和安乡县令，分别修复范仲淹幼年在安乡兴国观的“读书台”和游学澧州的遗址。二是商定修葺溪东书院，并确定溪东书院专辟一室，供奉范浚和范仲淹肖像，按规制“同祀二范公”。州、县官吏遵从了朱熹、范处义的意见。使溪东书院享受州级书院的待遇，为澧州的人才培植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一段推论看似合理，但今人并未发现历史文献中有朱熹讲学澧州的记载,而范浚为婺州兰溪(浙江金华兰溪)人，高隐不仕，一生讲学于兰溪(一名香溪)，为浙东学派之长，不大可能远涉千里而择澧州之关山开辟讲堂，何况在他1150年去世之际，朱熹曾亲往吊唁，而1167年朱子又来拜谒，只能说是一场梦游了。今录此一说，以添家乡趣闻，亦见拳拳之心。 4.学殖书院 学殖书院始见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刊刻的《直隶澧州志林》:“在新城镇，元大德间，杨国祯建。”清同治《直隶澧州志·学校志·书院》也载有:“学殖书院，在新城镇。元大德间，杨国祯建，今废。”考“学殖”二字,《左传》释为“夫学，殖也。不殖将落”，本意为学业积累。明清两部澧州志，均记载有在元大德年间(1297-1307)杨国祯在新城建书院之事，均以“学殖”赋名，恰好与“车渚书院”的建置处于同一时期。根据“车渚书院”的建成年代和地点分析，这个学殖书院极有可能就是“车渚书院”的重记，所谓学殖，不过是车渚或萤渚的别称。另光绪《湖南通志》载:“学殖书院在州西南六十里，元杨国祯建。”则学殖书院大约在令临漕县合口镇了。 5.崇实书院 《直隶澧州志》载:“在州汇口，嘉庆八年(1803)建。”书院为谁肇建、规模大小、废置时间不详。汇口今属市辖毛里湖镇。 6.澹津书院 建成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地址在今津市一完小东侧(旧延光书院旁)，为津市士民公建。从其建成年代来看，是在延光书院迁澧州之后。但此书院是否由延光书院旧址改建，未见史料记载。关于书院名称的由来，应该是源于津市的古称“澹津”。 有关澹津书院，乾隆十五年(1750)刊刻的《直隶澧州志林》载:“在延光书院西，康熙二十一年(1682)，津市士民公建，以祀文昌、神会、文艺，重修三次，称义学之能有永者”。同治《直隶澧州志》载:“澹津书院在延光书院西。……乾隆四十五年(1780)，贡生翟镜、周景荣等复立文星阁，重修堂宇。生员翟枝、高传礼等劝捐水田三石一斗，每年收租谷二十石零，房屋地租钱四千八百，为延请蒙师薪俸之资，俾附近子弟就学。嘉庆十五年(1810)，职员翟宝瑶、生员徐镛、刘祖峤等，因寒士逢科试阻于资斧，倡义起宾兴会，邀市中有力之家捐买本市基屋一所，每年收租钱九十八千，入书院掌管。乡试之年，诸生赴院饮饯，分赠盘缠，亦盛举也。有碑志，院中奉至圣及文昌牌位。每年首事率诸生虔修祀典，凡地方有关风教者，规劝咸于其中” 当时的澹津书院只是一个供祭祀孔孟等儒教诸圣、学习交流文艺作品和心得、倡导良好社会风俗的文化活动场所，起初为津市陈、吴、汤、樊、黄五大姓筹资兴建。康熙廿八年(1689)，书院修改章程，接受捐资达一定额度者入会，五姓之外的人士开始加入。乾隆四十五年(1780)，生员翟境、周景荣、高传礼等重修澹津书院，新建文昌阁，并添置田地房产，聘请老师，始招收子弟在此读书。嘉庆十五年(1810)生员徐镛、刘祖峤等组成“宾兴会”，并募捐房产，增建宾兴馆，年收租钱98千文，以保证每逢乡试“饯饮诸生，分赠盘缠”。光绪初年，创建者后裔又组成“大成会”，管理田产和院务，规定“非大成会子弟不得入学”。“大成会”每逢春秋隆重举行祀孔大典，激励子弟发愤读书、争夺功名，凡考中秀才、举人者均分别给予金钱奖励。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废科举、兴学堂，各地书院纷纷改为学堂(校)，于是陈裕嗣，樊寿乔、汤惠卿、吴端华，黄觉身等发起对书院进行改革。为了纪念“至圣先师”，袭用大成会之名，于1912年创办“私立大成两等学校”，聘请教师，改革课程，招收新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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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9-4 16:08: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