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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风物卷）》连载（二十八）
第七章 琅琅书声
第二节 私塾
在民国建立以前，津市没有设立正规的“洋学堂”，一般商民，对子弟教育依然以“私塾”为主。津市当时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城市，因此其教育也带有深刻的商业痕迹。当时的私塾有三种主要类型，一是富商巨贾的“家塾”，即不吝资斧延聘名师，在自己家中设馆讲学。这些塾师中，有入过学的秀才，也有功名不遂的文人，学生则是富家自己的子弟，间或也有亲友子弟附读，总之人数较少，基本上以一对一形式。这一类私塾因有功名之求，其课程循规蹈矩，管理较为严格。二是以同乡会馆为主的“义塾”(在郊乡则为“族塾”)，即以同乡会馆为载体，通过馆产孳息或募捐开办的私塾，塾师由会馆聘请，也不必一定非得名师，学生则为同乡商民子弟，这类私塾人数较多，所学课程除一般蒙学读本外，还夹以珠算、薄计等实用知识。其学习目的是让学童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为经商创业打下基础。当时庸石慈会馆、江西会馆、湘乡会馆等都有“义塾”。三是塾师自己开馆、向社会招生的“馆塾”，主要面向本籍普通商民子弟，塾师必须以自己的口碑招徕学生，其所教课程界于“家塾”与“义塾”之间，既不能让才俊埋没，又得让学生学到“本事”。 清末时期，津市私塾每馆学生少在七、八人，多至二十余人。就读时间，一般为三五年，学生辞校后，或学徒就业，或自学深造，求取功名。教师待遇由主宾双方议定，一般年俸大谷一二十石左右。逢年过节，还要向教师奉献节礼。当时私塾教师中有声誉者为杨大炎、苏佩禄、匡南浦等人。 私塾陋习根深蒂固，讲学前，须向孔子神位叩头以祀圣灵，对老师也同样毕恭毕敬叩头拜师，塾师体罚学生的事也十分普遍。学生课业讲授偏重于灌输，以“敬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的封建文化为宗旨，从三字经、百家姓开始，继学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以至诸子百家。私塾讲究习字，每日大小字各一篇，交教师评阅;每月作文二篇，由教师圈改;民国初年，也有加授时事论文以及算术等课的。三字经的内容也由“人之初、性本善”的旧本改为“今天下，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南北美、与非洲……”等。 1900年，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影响下，津市开始兴办新式小学，社会上称之为“洋学堂”。但因浓厚的守旧意识，直到辛亥革命后，私塾仍是津市子弟求学的主要形式。“五四”运动后，社会上新制学校先后设立，而守旧者则认为这类学校误人子弟，只有读私塾才有出路。这种新学与守旧的争夺，直到私塾被勒令关闭之时。但有钱有势者，仍私下聘请教师设馆教授子弟，还有把子弟送往外地就读的。更有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政府视察一到，就讲国文、史地、算术，而视导离去，仍然是“子曰:学而时习之……”。这种新旧文化的斗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认识的逐渐提高而结束，私塾逐步由盛到衰，终于被各种新式学校所取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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