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市搬运业发展史(三)
文/醴荃
(接上页)还有一种非公差之公差, 即为镇、保各级办事人员私人服役。把头们深知地头蛇怠慢不得, 每要人即给。自然受累的仍是工人。
公差以短差较好,因一两天即可返回。长差多为军差,不仅时间长,或十天半月,或一年半载不等,而且前途难卜。虽然多数人最后回到了津市, 但交差后被拉充壮丁,或一去不知所终,或病伤死于道路者,也不乏其人。 故工人多视长差为畏途,不免谈虎色变。
工人因公差受累, 把头则借公差措油。因公差费为箩业公会掌握,把头们钱账在手,略施小技即可捞点油水。虽说按月结算,算账时码头各派两人参加,多为管事,间有工人也多不识字, 所以算下账来往往是亏多盈少。再就是算账结束无论亏盈照例要大摆宴席, 把头们不仅能大饱口福,而且可以吃完又包,泽及家人,并美其名日“同差酒”。由于盈亏属码头,所以其负担最终仍落在工人身上。
民国时各码头之业务范围, 是按地段划分的,殓域极严,有同一店铺,因堆货地点不同而分属两个码头者。如“三泰恒”碓坊(约在今一旅社对面),前屋属大码头,后屋属关爷楼码头。 各码头为防止业务被夺走,常派工人在区域内巡逻发现越出区域情况, 即予制止。 为此, 工人间不免常发生争执乃至斗殴。其时也有行店自行雇人搬运者, 原油榨坊一带之花行就常这样。 油榨坊为汤家巷码头业务区,杨家卷码头工人因此曾与非专业人员发生斗殴。后因江正发支持码头工人,业务才未被夺走(江原为土匪,后被国民党政府收编,被任为伪团长,时驻津市)。
那时的业务,除正常的季节性淡、旺以外, 还有因时局影响的特殊情况。一般的淡季,负担重的工人,可兼带给人挑水,或干点杂活,以弥补搬运收入之不足在特殊情况下, 就不是个别人的问题, 也不是兼干点杂活所能解决的。像1942年以后, 因抗日战争的影响船只不能进出,那时几乎所有搬运工人均面临着失业的威胁。此时幸于湘鄂边之崇山间开辟了一条通四川的小道, 许多工人乃得以改行从事挑货去三斗坪的长途运输。 这种情况持续时间较长,搬运业务渐渐恢复生气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市场不景气, 使搬运仍处于半饱状态,直至解放。
津市从事搬运之工人,大部分来自附近农村,小部分为流落津市之外乡人(其中有国民党军队下来之官兵, 也有外地逃难之老百姓)和本地之贫民。其时,码头无工棚、食堂, 家在农村者即早出晚归, 包饭上街:无家者则在关爷楼、大码头之亭子上栖身,就食于小饭馆或熟食摊。 他们或困苦穷蹙,死于破庙之中;或不堪劳顿,倒毙于出差路上;或老病伤残,沦落于乞丐之间。幸存者无论原为农村还是外乡者,多终生以搬运为业,在津市定居下来。津市现在庞大的搬运队伍,是在以他们为基本力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搬运的专业化,是社会的自然分工, 是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出现的。但封建或半封建的特定历史环境,只给它以生存的条件,而不允许它进一步发展。它是在内力的推动和外力的桎梏的夹缝中,挣扎着一步步走过来的,所以它身上带有明显的历史的伤痕一一封建性。这种封建性,除表现为那些陈规陋矩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没有割断它连在母体一——封建徭役身上的脐带,仍然负荷着沉重的力役。这些就是过去专业搬运得不到发展,搬运工人在困苦中挣扎的根本原因。当然, 那些陈规陋矩、沉重力役、层层盘剥,已随旧社会的过去而不复存在;但作为存在过的社会现象,它将作为历史永远留存于文字记载之中。
摘自政协湖南津市委员会编纂的《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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