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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路的羔羊”友好的使者（四）
文/韩川
在常德, 苏布伦与广德医院的美国医生罗感思(0.T.Loganis)交谈, 对湖南急需开展传教医疗工作形成共识。 到津市工作后，他有了更深的体会，在传教初期，给穷人治病是传播福音最好的办法。他在芬兰《宣教通讯》上发表了《中国传教士医生》一文，提请读者注意在中国工作的教会中，先进的医疗服务普遍受到重视。
1886年，不同国籍、不同教会的医生组成中国传教士医生协会，发行《中华医学杂志》。苏布伦还强调，所有主要教会都有一个或多个医生服务，甚至最小的教会也是如此，他们都尽力遵循相同的做法。芬兰传教会需要医生在工作中传播福音，他们的行动能够为传教工作和平发展铺平道路。尽管苏布伦不断呼吁，但芬兰传教会没有合适的医生可供派遣。
苏德曼夫人上课时，也会讲授一些医疗基础知识。清末鸦片泛滥，苏布伦到处散发传单，宣传吸食鸦片的危害， 呼吁人们到教堂戒毒，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他们亲自帮助吸毒者戒毒， 定期安排几周的戒毒机会，给他们服用一种解毒剂。
芬兰教会认为教会的资金只能用于传教，不是用来发展中国的教育和医疗的，所以学校只能因隔就简。 苏布伦的工作热情受到了极大伤害。1906年，夫人苏德曼生病，苏布伦携妻黯然回国，喜渥恩接替他任芬兰信义会总监督。次年，芬兰医生汉纳斯抵达津市， 创办澧水流域第一座医院一信义会济澧医院，旋易名津兰医院。
1910年，喜渥恩回国，布都纳任总监督。1912年，苏布伦重返中国，继续担任总监督。为了制订津兰医院的建设规划，1912年秋天, 他派医生到武汉、长沙、益阳、常德等地考察，同时提出了异地扩建医院的计划，再次遭到了否决。他又与喜渥恩、珍珠博士制订就地扩建的方案:兴建一栋两层楼房，作为医院住院部，设6张病床。苏布伦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为津兰医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苏布伦积极参与华中各国信义差会之间的合作，他是滠口神学院的创始人之一。1913年2月，他将总监督的职务交给喜渥恩后, 与津兰中学选派的7名学生一起去神学院，出任神学院的教授。1914年元旦，他写信给国内教会:坚决捍卫教育是教会最重要的工作, 他不能想象， 中国人在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下被任命为牧师。
1914年3月，中国芬兰信义会发生了严重的宗派分歧, 芬兰传教会副主任哈赫蒂来华督查，苏布伦再次出任总监督, 喜渥恩去往神学院。 1915年1月3日，他再次重申:“除一些小教会外，中国所有的教会都把学校视为‘真正的福音工作’。”他的再一次努力没有得到回应，他和国内高层在发展中国教育和医疗事业上的分歧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不久，他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开了他亲手开创的教区，回到芬兰。
1918年，苏布伦到红色战俘营任宣教处长，负责战俘的精神抚慰。然而，苏布伦的人文主义情怀与战俘营残酷的现实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理想再一次破灭。4 个月后，他离开了战俘营，在芬兰kalviān教区担任牧师。
1923年，他经过长期思考，决定弃教经商。作为芬兰外交部的代理人，来到中国，在芬兰外洋贸易公司负责中芬贸易工作。他整天忙于商务，不再和教会接触，即使在1927年春天，大批芬兰传教士逃到上海，他和他们似乎也没有往来。二战爆发后，苏布伦滞留上海, 与国内失去联系， 丧失了生活来源， 在贫病交加的最后时刻，他也未向教会伸手求救。1944年12月2日，苏布伦在上海阖然长逝，享年七十岁。
或许在某些人眼中，苏布伦弃教经商, 是一位“迷路的羔羊”，但是，谁也没有否认他是芬兰信义会在中国工作的先驱，是中芬文化和经贸交流的先行者；他一生经历坎坷和苦难，为中芬文化和经贸交流奉献了毕生的精力，最后长眠于中国大地之上，是一位值得我们缅怀的国际友人。（完）
摘自政协湖南津市委员会编纂的《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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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17 13: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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