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背影（三）

津市吴若愚

最后的背影（三）

                                                                                                                                                                                           文/韩川
        或许是上帝的召唤，或许是命运的驱使，两年后， 甘德伦第三次来到中国，这次是受芬兰信义会分支机构SLL的派遣。1948年2月19日， 当他抵达津市时，教堂以最热烈的方式欢迎他，很多中国朋友前往新码头迎接甘德伦, 他们感到非常惊讶，65岁的“叔叔”又来了，而且更加喜欢中国了。当晚，教会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让甘德伦感动不已。3月15日， 他乘船前往新的工作地永顺。1949年4月17日，芬兰传教士在津市开会，决定全部撤离中国大陆, 甘德伦留在永顺、白光明留在津市。
        芬兰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 共产党的干部对甘德伦非常友好，称他为同志，教会一切如旧。1950年，中国教会开展“三自”运动，宣布教会自立，与外国教会和传教组织断绝关系，津兰医院院长刘宗變代表教会在宣言上签字。
        紧接着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要求传教士留在城里, 不要下乡，不要聚会。教会学校取消了所有的宗教仪式，对师生进行无神论的教育。学生们也不再唱赞美诗，每天唱的都是革命歌曲。忠实的教友也悄悄放弃了基督教信仰，慢慢疏远了与教会的关系，他们劝甘德伦离开中国， 他使他们感到尴尬。

        甘德伦感到一种从未有的孤独和悲哀， 他不甘心离开，在教徒家中举行秘密聚会。他被禁止外出的时候，便在教堂里不停地大声唱歌，表示抗议。
        他不仅是传教士，还是教会杂志LS和《卫道士之声》的记者。按照协议，他们有选择性地公布部分私人信件，信是用打字机在复写纸上打印的, 一式两份，一份寄给妻子，另一份寄给杂志社。他不停地写信，写乡下的“土改”，写城里的镇反，写教会的改革，写自己一腔的悲哀和寂寞。
        最终他放弃了抵抗，选择合作，他被批准得以离开大陆。 当他踏上罗湖桥时,早已等候多时的记者，用相机记录了这一瞬间。他被西方舆论冠以“传教士斗士”名号，赫尔辛基的一条大街也以他的名字命名。1956年10月12日，甘德伦去世时，或许他还惦记着回到远方的教堂。
        芬兰的主教们认为他们“和美国人最大的不同，芬兰传教士是出于‘纯粹的宗教’的动机，而其他基督教传教士的最终使命是殖民利益，在传播宗教文化的同时，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他们承认，尽管芬兰教会没有殖民目的，但是信义会是西方重金打造的，而且他们也认为自己的家庭和教育观念比中国人优越”。
        甘德伦撰写过一些回忆录，他的《我的中国朋友》，记述了抗战时期他在津市的尴尬处境。夫人叶塞尼亚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她的《中国游记》和《基督教儿童》，
详细记叙了三十年代在中国的美好日子。
        最后一个离开中国大陆的西方传教士不是甘德伦，而是白光明，他在津市一直坚持到1953年年底。1978年后, 他多次访问中国。2011年10月，他以百岁高龄重访津市，我见到他时，是老态龙钟，步履艰难，说话含糊不清，但令人惊叹的是，他对六十年前的事仍记忆犹新。 当年在中国的芬兰传教士他是唯一在世的，尽管人们热情地邀请他参加津市市人民医院的百年院庆，但是大家都知道，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中国旅行。
        我们在十字街头挥手告别，白色的面包车绝尘而去。我望着远去的尘埃，喃喃地说:别了，白牧师！别了，芬兰传教士！（完）

                                                                                                                      摘自政协湖南津市委员会编纂的《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