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文人风骨郎朗（三）

津市吴若愚

乱世文人风骨郎朗（三）

                                                                                                                 文/谌建章
        1931年，《读书月刊》邀请贺玉波担任“现代作家评判”的专栏撰稿人，在这个平台上，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评论，包括《现代作家论》《巴金论》《郁达夫论》《沈从文的作品批判》《茅盾论》《中国现代女作家》等。在当时，贺玉波的评论被认为活泼辛辣，《中国现代女作家》一书更是给他带来荣誉的巅峰。后世有学者认为, 贺玉波的女性批评刺激和鼓励了当时的女性。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朱秋萍在《论贺玉波的<中国现代女作家>》论文中写道:“贺玉波的女性批评对读者具有启蒙意义，也给批评界增添了一袭清风， 一个新的批评视角，为后来的女性批评提供了多视角批评的可能性，其自始至终强调的独立、奋斗意识，刺激和鼓励了当时的女性。”在“批评家”的道路上，贺玉波要求可谓严苛。他在1932年4月《现代中国作家论》序中这样表述理想:“我不愿做个职业的批评家，为着我自己的志愿与兴趣来从事于文艺批评。 有时甚至是为着自己的愤怒...…·看见了那些沽名牟利的什么伟大的小说家，天才的小说家， 仗着他们的小聪明来写成什么巨著欺世骗人， 我的怒气简直要上冲云霄！我发誓要揭开他们的真面目, 使他们从此不能自欺欺人。现在，竟照我的志愿去做了，顿觉清爽， 仿佛夏日置身于凉萌之下。”这可以说是贺玉波对“真的文艺批评家”的追求。肖伊绯写道:“他既不赞同如周作人、成仿吾等，为了友朋和团体的利益执笔，防御他人的攻击，也不赞同如沈从文、邵洵美、梁实秋、赵景深等， 普通的介绍与批评，对于作品不愿加以详细的分析和显明的判断。”一系列犀利评论书籍的出版，既给贺玉波带来了巨大声望，让他成为当时上海左翼文坛的风云人物，也给他带来颇多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便是他对沈从文作品的批判。2012年的《书屋》第八期中, 刊载一篇题为《沈从文退出文坛的前前后后》的文章， 写到对沈从文作品批判的初始便是:“鲁迅曾说胡秋原和沈从文是自由人 ‘第三种人’，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没有收入沈从文的作品。1936年贺玉波的《沈从文作品批判》、1937年凡容的《沈从文的<贵生>》等文章，责备他‘不写阶级斗争’，没有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对不同阶级人物‘缺乏爱憎分明的立场”。”《孤云独去闲：民国闭人那些事》也称贺玉波是“沈从文作品批判”事件的始作俑者。但在对沈从文作品的批判中，贺玉波其实也毫不犹豫地赞扬了他作品的现实主义手法。无论如何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 贺玉波执笔直言，盛赞与争议，都已是后世评说。

归寂于湖南

        1939年, 逐渐退出文坛的贺玉波最终选择离开上海，回到了家乡津市，从事教育工作直至1982年逝世。但贺修平告诉我们，事实上，因为当时在津市无法谋生贺玉波辗转到了益阳, 在一所乡村中学任教。
        1940年，在澧州学子及家长的要求和帮助下， 贺玉波筹款办学。因益阳时局相对平稳，故选择离县城40多里的乡下一新市渡附近的岭口周家大院为校址，开办了澧资中学，自任校长。办学之初，曾被当局借故封门一次，学生们欲与军警对抗但被校方劝阻，贺玉波被囚禁3天。其妻向新市渡一富商借十余担粮款，方办理好保释及办学手续。学校共办了5年，直到益阳县城沦陷方停办。办学期间，为弥补教材的不足，贺玉波编写出版了《英语语法图解》一书。此后，贺玉波先后在育才中学(现为箴言中学）、湘山中学(现为桃江县一中)、益阳市三中任教。而在益阳市三中任教期间，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贺玉波因正在创作的小说《烘炉》被打为“牛鬼蛇神”，受尽折磨，更经历了8年牢狱之灾。贺修平说，《烘炉》是父亲在国庆十周年时给自己定下的一个任务。他结合这些年的教育经历, 创作小说《烘炉》， 主要反映1948年至1958年新中国对旧的私立中学的改造，对旧的教育制度的改造。“文化大革命”前，已完成近20万字的小说手稿，被作为“反革命”证物收缴，直至1982年贺玉波逝世，手稿也未再现世。如今，贺家人最大的心愿便是找到《烘炉》的手稿。（完）

                                               摘自政协湖南津市委员会编纂的《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