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玉波的文学传奇（七）

津市吴若愚

贺玉波的文学传奇（七）

                                                                                                                           文/韩川
        维安和咏秋在《现代文学评论家贺玉波论》中给予了贺玉波很高的评价，他说：“贺玉波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坛有名的文学评论家.....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战士，他十分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作用，要求作家具有正确的立场、坚定的信仰和纯正的品质。他抨击了形形色色的腐朽、没落的创作思想。”
        又说:“1931年, 贺玉波在上海组织中国普罗文艺社，全力从事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宣传。 ....·他从文学艺术只能是社会产物的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了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代表大多数民众的。 它不是皇室或官府所专有的, 不是少数资产阶级所专有的，不是知识阶级专有的, 而是为社会之基本的下层阶级’ ····贺玉波的文学批评遵循着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基本准则, 宏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其基本精神与后来的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致的。”
        奇怪的是， 为什么贺玉波自1939年之后我突然默默无闻，不为人知。读过他的《昙花一现的普罗文艺活动》之后若有所悟。 他说:“因了苏俄与日本的赤化文艺思潮之侵袭，国内一般自命为前进的分子，便从事附和， 建设所谓的普罗文艺,他们专以反抗统治阶级, 怂恿工农暴动为能事，这是当时思想上的错误思想”。
        也许是他的遭遇，使他对战争深恶痛绝:也许是迫于当局的压力，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给检察官听。我曾怀疑这篇文章是不是他所作，因为与他一贯的立场和观点有悖。 也许他徘徊过、仿得过，在有些人眼中，他是右翼文人，在有些人眼中，他是左翼作家。他试图走自己的路，却处处碰壁，于是渐渐地淡出了中国文坛。
        有贺玉波类似经历的，津澧不乏其人，他们参加过学生运动，逃到上海，卖文为生，他们和“左联”作家也有往来。他们住在亭子间，饥寒交迫，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 数年后，家乡风声渐息，他们回到老家，或教书，或办报，聊以度日。
        也许是地理位置和商业气息影响了津市人的命运。左宗棠就对胡林翼说过:“澧人多任侠而少真气，其士风使然。”郁也说“津市地滨澧水，商贾辐凑，谣俗逐货导利，无志于学用儒素自奋者”。我不希望语成谶，但愿后人能够走出这个阴影。
        离开上海后，贺玉波似乎隐居下来了，有关他的信息很少。抗战胜利后，司马长风先生在《战时战后的文坛》中说:“此外尚有动向未查明的作家甚多，如贺玉波、叶永榛、邵冠华、宗白华、段可情等。”
        1939年, 贺玉波从上海回到湖南后, 在益阳“澧资中学”教书，并当过校长，大部分时间任语文和英语教师。很奇怪，无论是益阳还是澧县都没有“澧资中学”。我猜测1939年芬兰人离开津市后，津兰中学缺少英文教师，贺玉波在那里教英文，他去益阳应该是在1941年津兰中学停办之后。1943年他去了益阳式南中学。津兰中学是教会学校，解放后即解散了，没有留下档案。
        他和夫人黄蕊珠在桃江湘山中学任教，是1946年以后的事。我以为所谓在澧资中学任教，实际上是指他曾在澧(水)流域和资(水)流域的中学任教。
        贺玉波著作等身，我知道的就有59本。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就更多，是1930年代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报刊杂志时常报道他的动态。然而他离开上海后，却很少有作品问世，远离了文坛。1958年他调到了益阳文联，据说也写过一些剧本、民歌，如1962年在《益阳文艺》发表的《刘半仙的故事》。
        1982年1月23日， 贺玉波逝世，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

                                                     摘自政协湖南津市委员会编纂的《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