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史上最早的中央监察委员蔡以忱血洒澧州城小傳（3 ) 鸣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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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史上最早的中央监察委员蔡以忱血洒澧州城小傳 (3)

鸣泉

（四）据中共中央纪委宣传教育室、中纪委监察部电教中心、中共武汉市纪委于前幾年联合拍摄的三集文献专题片《热血忠诚——中央监察委员会诞生纪实》第三集的解说词告訴我們：

蔡以忱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不仅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十大中央监察委员之一，而且因其最早研究、思考、宣传党内监督监察理论与制度的共产党人，因而可以称之为中共早期最重要的纪检监察先驅與领导人。

1927年4月29日，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5月9日，选举产生由7名委员、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首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王荷波，杨匏安分別為监察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张佐臣、许白昊、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5人為监察委员；3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為杨培森、肖石月、阮啸仙。同時明确规定了中央监察委员會的職权和运行规则，核心是强调党的监督，第一次在党内创立了制衡体制和机制。

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義案》，修改后的党章专门设立"监察委员会"章节。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党章中设立"监察委员会"的专门章节，阐述了监察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权力范围、领导体制以及监委与同级党委之间的关系等，初步形成了一套以两委（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基本平行、互相制约，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力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模式，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开始走向正规的重要标志。监察制度的建立，将严格党的纪律作为全体党员及全体党组织最重要的义务，能够有效地清除党内违纪分子和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保证党的纯洁性和革命队伍的健康发展，提高党的威信和战斗力。

為此製度和模式的誕生，蔡以忱早在1921年編纂《蔡氏宗譜》時，就開始研究中國古代諫官製度；1926年1月，蔡參加中國國民黨二大時，與國共人士探討“五權憲法”。特別是1921年俄共十大作出的《關於監察委員會的決議》、及1925年聯共（布）十四大黨章的監察委員會條款，蔡都進行過仔細研究借鑒，形成過“中西合璧”、“古為今用”的監察理論構建。同時蔡以忱根據国共两党合作情况下，不少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并担任一定领导职务后，中共党员能否恪守自己职责、保持党性原则、防止反动派的收买和腐蚀形成新的挑战的實踐，及当时各种政治派别和政治主张激烈交锋，国共两党既有合作，又有斗争，加之苏俄因素的介人，形势错综复杂，共产国际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而且与国民党左派、右派都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實際，認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必須应运而生。

蔡以忱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很多共产党人就注意到党内监督问题。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十五条）》(俄文译稿)，确定了党的名称、纲领和组织制度，虽没有制定章程，但在《纲领》的第十二条却第一次谈到监督问题：“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只是当时尚未建立起民主集中制原则。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第一个党章专门列“第四章纪律”，初步确立了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其后中共三大与四大通过的两个章程修正案，都对党内纪律作了进一步的规定。这些规定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党内监察制度建设的根本原则。

蔡以忱還認為：随着中共党组织的日益壮大，党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比较接近政权"的党。从党的全面建设着想，中央领导人和广大党员都急盼着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在当时革命受挫的情况下，首先必须纯洁党的队伍，严格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为此，迫切要求成立党的监察机构，用严明的黨紀維護黨的集中與統一。

在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前后，蔡以忱除安排秘书在《汉口民国日报》宣传监察制度外,还会同瞿秋白一道充分利用汉口长江书店发行的革命报刊,就中共中央纪检监察制度建立的前因后果一一进行叙介,在中外产生了强烈反响。在當今中共紀律檢查制度為反腐倡廉和黨的自身建設中發揮無比重大作用的時候，回頭觀察蔡以忱的监察思想言行與多種建樹，我們只能以無比崇敬之心，深切懷念這位革命先驅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