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杂谈之五： 文革惊涛

风啸龙情

人生杂谈之五：

文革惊涛

刘服农

     1966年开始，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下简称文革）席卷全国，我捲入其中，经受了惊涛骇浪的洗礼，开了一次“被枪决”的政治玩笑。这个真实故事惊险曲折，让我慢慢道来。

     1966年5月，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出的“516”通知为起点，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暴发，号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史无前列的大革命”，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方法是实行“四大”，即大民主，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

      运动一开始，所有工厂、商店、机关、学校的干部群众（单位领导除外）都加入红卫兵，自发成立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有的搞“大串联”、“大联合”，几个单位联合成立一个“造反组织”，有的三五个人成立“×××战斗队”。我们益阳公检法三个机关联合成立“益阳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我当选为副司令，三把手，负责文宣工作。当时，革命群众只有朴素的革命热情和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缺乏法制观念和科学头脑，加之完全脱离各级党政组织的领导，搞无政府主义，出现了许多过激言论和越轨行为。益阳地区有个名叫“湘江风雷”的“造反组织”（全省都有）大搞 “打砸抢”活动。1967年2月4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下达批示，认定该组织为反动组织。湖南全省统一部署，各级公检法干部全部出动，一夜之间把该组织支队长以上骨干全部抓起来关进监狱。

      不久，这个组织很不服气，重新组建“工联”“造反组织”，起来为“湘江风雷＂翻案。湖南省会长沙以省高等院校为首的“高司派＂组织，包括绝大多数公检法干部，坚决不同意翻案。从此，运动目标转向，由揪斗党内走资派转为“群众斗群众”的两派斗争。斗争十分尖锐，由文攻逐步发展成武斗，拿起枪炮打“内战”，有少数群众在武斗中丧生，仇恨越积越深。

       在两派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于同年7月27日又下达批示，称“湘江风雷”为“革命造反组织”，同意翻案，而称“高司派”为“保守派”组织。这样“湘江风雷”扬眉吐气，反过来对“高司派”群众进行疯狂报复。8月初的一天深夜，益阳“湘江风雷”出动几百人冲击军分区，抢光军火库。第二天傍晚，冲击地区公检法机关，狂叫交出枪枝弹药，交出公检法革造司“坏头头”。

      为了避开武斗高峰，保护人身安全，机关干部群众叫我们3名头头当夜撤离机关。一个回华容老家，一个去宁乡岳家，我当晚翻山越岭，连续步行200多里回到安化仙溪老家，一住50多天。当时，通讯中断，班车停开，信息闭塞，真有“世外桃源，不知秦汉”之感。      

      9月下旬一天下午5点左右，我们机关两位同事突然来到我家，说“益阳形势大好”，特地来接我回机关参加“革命大批判”，并说益阳外贸有一辆运茶叶的货车在梅城等我，要我立即动身赶赴梅城。梅城离我家20华里，天色已晚，我霸蛮把他俩挽留我家过夜，准备第二天一早赶去梅城搭车。

      这天夜晚，明月当空，我的住房周围水田早已干枯。约转钟两点左右，我突然听到乒乒乓乓的脚步声在我住房周围停下。紧接着有人大声喊：“刘服农在家吗？”我回答“在家”。我立即起床，穿好衣服，欲出房门。我妈妈把我拦住，要我从后门逃跑。我知道不行，对妈说我跟他们去吧。这时外面的人一脚将房门踢开，妈把我死死抱住。有一暴徒将手枪插入我和妈妈的胸前朝天连开两枪，屋顶瓦片直掉，妈妈吓瘫倒地。父亲住隔壁房里被枪声警醒，连忙出来向他们下跪求饶。临近的叔父听到枪声，立即绕道向大队革委主任汇报。革委主任立即向公社造反组织（属高司派）打了电话。他们接到电话后，立即派出一个民兵排，用大木头封锁公路，两傍山头设下埋伏，架起机枪、步枪，做好拦截的战斗准备。

      我被抓离家不远的地方，造反派步枪走火响了一枪，家里人误认为把我枪毙了，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惊惶惊恐。上公路后，把我押上一辆货车，朝公社相反的方向开到梅城一家饭店过夜。仙溪公社拦截的民兵等到天亮不见动静，以为囚车已过，解除警戒，从而避免了一场武斗灾难。

      我到达梅城饭店后，被关进一间房子里，两手反捆，跪在地上，几个人轮番审讯、毒打。第二天早上，他们问我“今天回益阳经过你的家乡仙溪有危险吗？”我说：“没有危险，如有人阻拦，我出来说话，保证你们的安全”。上午10点，囚车从梅城出发，沿街步行200余米，我被反捆双手，胸前挂一块几斤重的牌子，写着坏头头的名字，走在最前面。后面20多名全副武装的造反派，排成两行纵队押运，沿途朝天鸣枪上千发子弹，威胁街道两旁的观众。走到城北上车后，要我跪在车厢后头，牌子挂在颈上，吊到车外。持枪的造反派分坐车厢两边，车头架一挺机枪，威风秉秉，气势吓人。汽车在坎坷不平的沙石公路上疾驶，八个小时到达益阳外贸公司。地区公检法机关新成立的造反组织随即把我接回机关，进大门便解开绳索，安全无事了。

      我被抓走后，全家人和乡亲们都担心我的死活。我爱人和三弟当夜从家里动身，一天两夜步行260余里，赶到益阳。我立即向父母发了电报，报告平安，父母怎么也不相信。一周后，三弟回到家里，父母才稍为放心。

      事过一年以后，即1968年冬，安化全县2000多名中小学教师在县政府大礼堂开会，礼堂大门外突然贴出一张“特好消息”的海报，称益阳地区公检法革造司“坏头头”刘服农枪决了，大快人心。我曾工作过5年的县公安局闻讯后，立即打电话到益阳公安处询问，并无此事，但没有公开避谣，许多不明真相的安化老乡信以为真。在那个动乱年代，无法无天，杀几个人如同杀几只鸡一样，并不稀奇。

      1970年3月，安化县银行行长肖巨勋（是我56年在安化县保险公司工作的经理）到益阳开会，在桃花侖与我对面相遇，他突然一愣，很久才问：“你是刘服农吗？”我说：“是呀，好几年不见了，您好吗？”。他说：“你不是被枪决了吗？”我说：“是的，安化出了公告。但阎王爷不收我，又回来了呀！”

      时至今日，我对抓捕捆绑批斗我的同志没有丝毫怨言，把这个故事看作特殊时代的产物，人生道路一场恶梦和政治玩笑，也是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缩影，不时讲给他人听听，作为历史文献记入我的家庭传记。

     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我认为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十年文革，对我国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文化教育界受到很大冲击，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和错误处理，无产阶级政权瘫痪，一些干部群众无辜牺牲，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幸运的是：及时发现粉碎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夺回了无产阶级政权，恢复了社会稳定；尖端科学（如两弹一星）、三线建设、农田水利建设仍然取得重大成就；广大农民坚持集体生产劳动，基本口粮定量供应，保证人民最低生活水平。所以，我们不能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对立起来，相互否定，造成思想混乱。

毛先金

因为这一劫，您增寿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