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吃一小碗副食(萝卜菜米咀粥)或一个红薯,曾几次夜里和大人们一起在山上“啦呜”造势,也有几次白天和同伴们站立山头敲锣打鼓,也经常去山后为食堂搬几块柴火。
还有,玲姐用野葱做的谷糠粑粑好香好甜,至今回味无穷。每当我想起那次为吃几个糠粑,同哥哥去大队加工厂想弄点风车二口料却空手而返时,似乎泪水还挂着腮边。我何只流泪,我还经常哭过,有一次是呼天嚎地的哭,有生以来最揪心的哭!
该死的公共食堂,对吃长饭要营养的小孩子,每餐只给三、四两米(16两为1斤)的饭,狼吞虎咽两分钟完事,上餐等不得下餐,肚子成天哇哇叫。不懂事的我,总以为我妈将粮食攒在那里,经常对着妈闹情绪。姐姐为妈不平,干脆要妈把我的那份饭票交我自己管理,我巴不得。我视饭票为生命,严实地装在自做的一个纸皮包里,放在枕边垫被下。
有一天开饭时,饭票突然不翼而飞,姐姐、弟弟没拿,妈妈也没拿。我哇哇地哭起来。一家人帮我找,床上翻乱了,床下只差掘地三尺。妈妈气恼不过,还敲我两丁拐,我顿时嚎啕大哭,不禁叫起爹来。可惜我爹在10里外的戈头峪大队副业厂,怎么听得到我哭呢。闯下弥天大祸,担心饿死!
这一哭,惊动了食堂吃饭的好多人,也惊动了食堂的事务员。事务员说,找不着先借票吃饭再扣票,我才如释重负,和着眼泪吃下了那早已跌气的三两饭。倒是这餐饭觉得饱饱的。其实虚惊一场,事后,饭票还是在垫被下,只是到了床中间罢了。也许是当时找急了,也许是谁开了个玩笑。
这今天看来,那个时代的确给新中国开了个很大的玩笑!这不,食堂办不下去了,六一年初,所剩无几的炊具各家分领回去,山冲里又冒出了缕缕青烟,尽管每天喝着野菜稀饭,但人们一个个容光焕发,喜气洋洋。
人民公社一哄而起的公共食堂,是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途径所缴纳的一笔丰厚学费。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惨痛教训。凡经历过公共食堂的人,也一定像我这样刻骨铭心于这段尴尬而苦涩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