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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忘我的劳动精神
农业学大寨学习班学员上午听课,下午劳动,晚上做作业。劳动,不记工分,也不计报酬。 开学不久,农学班修建厨房和厕所。后勤组到赵家河砖厂买了两万块红砖,运距8华里,需运费400元。党委委员、教务主任刘新甫建议发动学员搬运。 主管内务的曾书记积极赞同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怕只怕那些女伢儿吃不消。”我说:“试试看,让男学员挑运,女学员堆码。” 红砖场座落在赵家河南岸,河宽200米。每块红砖先要从4米高的窑顶挑到木船上,接着把船划到北岸,再从船上卸下,挑回农学习班。当时的板车如同现在的豪华小轿车,稀罕得很。有一次,我和何星浦从县城返校,途中能坐上一驾驴子板车,也高兴得不得了。如此多的学员运红砖,没有板车,只能肩挑。有的学员没有带撮箕、扁担,就到附近借。一时把附近农户的撮箕、扁担都借光了。 学员们本来都是生产队的主劳力,现在汇集一起,人人奋力向前,那争先恐后的劳动热情无法形容。 从窑上挑砖的学员,每担挑到了30块,差不多200斤啊!。曾书记一边挑砖一边对学员们喊道:“少挑几块,走慢点!”我劝曾书记休息。他说:“我边挑边看着,生怕这些伢儿得摔倒。”结果两万块红砖的搬运任务,只有两个多钟头就完成了。 上课讲土肥、栽培。老师们结合实际,提出改良土让。夹堤农场水田、旱土土壤粘性重,不利于植物根系伸展,种棉、种菜、种水稻都不能高产。如果农学班的稻棉不能高产,就没有示范作用,也不能出成果,出经验。那么,县委雷副书记提出的麦、稻、稻三熟,也就会成为泡影。怎么办呢?学大寨,首先在农学班发扬大寨精神,大寨能治山,我们就能治土。于是决定在土里参河沙,改良土壤。 县城北面原来是沅水河道,淤积着大量河沙。从农学班到河沙处有7公里,采取船运、肩挑。早上六点出发,可运一趟。运沙由组织能力较强又敢于吃苦的党委委员伍光栋组织,只一周就完成了三亩菜地、两亩试验棉地和两亩试验田的参沙任务。师生们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见菜地的菜、地里的棉、田里的稻比四周老百姓的长得水灵,绿油油的,脸上泛起灿烂的笑容。那两亩水稻试验田因为改了土壤,实行麦、稻、稻三熟,亩产达1800斤。在汉寿县粮食亩产记录上独树一帜。当然在农为科技进步的今天,即使亩产三千斤,也不足挂齿了。 那两亩棉花也因为改良了土壤,亩产过两百斤。为全县亩产之最。 有时,农学班出现一些特殊劳动任务,学员们总是抢先去干。有天晚上8点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主管基建的杨宝兰急切地说:“刚才从灰矿运来了两车石灰,汽车要连夜返回,否则要出延误费,还要安排司机的食宿。怎么办呢?” 附近没有搬运队,也没有闲散劳动力可请。再说晚上,又有谁愿干这又脏又累的活儿呢?我走到第一连寝室,寝室里亮着许多小煤油灯,学员们一个个聚精会神做作业,静得连绣花针掉在地上也听得见,真不想打扰,但是卸车紧迫,便对一连连长萧圣道说:“现在运来了两车石灰,请你悄悄地找几个学员帮助老杨卸下来。” 萧圣道原是周文庙公社红菱湖大队党支部委员、管委会主任。他二话没说,拿起铁锹,邀了五名男学员,爬上石灰车,打开挡板,把石灰一锹锹地往下掀。第二、三连的学员见有人卸车,也不声不响地拿来铁锹、锄头帮助干。 天空一片漆黑,那时没有电灯,虽然亮出了一些小煤油灯也无济于事,因为扬起来的石灰粉末,好像浓厚的烟雾,笼罩着汽车和卸车的学员们。幸好有几位女学员赶来,亮起了几只手电筒,这才看清楚那些满身沾着石灰的学员,不是几个,而是几十个,他们从头到脚都白了,只有两只眼睛闪着亮光。仔细一看,还有一些女学员也参与其中。她们的头上虽然包裹着毛巾,那乌黑的长发上依然落上了许多石灰粉末。我连忙对着迷雾大声喊道:“请女学员赶快回寝室!这里不需要你们,何必人人都弄得一身灰呢!”男学员也怜香惜玉地命令说:“要她们别来,硬要来,都快些回去!” 女学员根本不理睬,继续使劲地卸着石灰。我只得拿着锄头,率先走出迷雾阵。可是我的“带头”也不起作用,她们还在干。没有办法,我只得将她们一个个拖出来。第一个被拖出来的是周文庙公社的学员蒋元香。她个子小,长得又秀丽,连里根本没安排她,是她悄悄来的。她被我拖出来,喘了几口气,趁我松开手,又猛地钻进了灰雾中。其他的女学员就再也拖不出来了。此时没有口号,也没有表扬,有的只是相互理解和支持。四十多年,我还记得蒋元香那稚嫩脸上的酒窝,记得那天晚上的特殊劳动。 不一会儿,两车石灰卸完了,大家从白茫茫的灰雾中钻出来,成了雪人,一脸白灰,你望着我笑,我望着你笑。一个说:“你一鼻子石灰,活像戏台上的小丑。”另一个也不示弱,回敬道:“你满脸都变白了,成了奸贼曹操呀!”场上笑声阵阵,谁也不觉得累,谁也没有想到奖励和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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