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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农学班的影响
农学班连续办了三期,第一期1975年下半年到1976年上半年,第二期1976年下半年到1977年上半年,第三期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这次我们参加的是第三期学员聚会。1978年下半年,将农业学大寨学习班改为了汉县农业中专,由县教育局管辖。同时也改变了招生对象,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办农学班的工作人员回原单位,或调入县委机关、县党校、县农业局。 现在回忆起来,农业学大寨学习班亦学亦农的学习方法有些悖理。但在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特殊时期,用这种特殊方法,也培养出了一批特殊人才。 在农学班里,我们贯输的是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一种纯朴的思想感情,无论领导、师生谁也不计较名誉地位。当时大家的思想很纯洁,学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常想,那么多智商高的大男大女,朝夕相处,要是现在,恐怕连荷枪实弹的警察也管不了。可是,那时常讲无产阶级纪律,常批资产阶级思想。按民兵建制,连队设党支部。一个连配有一名辅导员。一周一次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防微杜渐。所以,农学班正气凛然,学员们受到良好风气的熏陶,也留下了人生中深刻的印象。原县国土局局长邓相仁,从农学班第一期毕业回公社,当了大队党书记,继之当公社书记,后来又当了县国土局局长。有一次他和我同时参加一个会议,发言时还引用我在农学班说过的话。他说:“那时,周部长就经常教育我们说,‘晒黑了皮肤,炼红了思想’。” 在农业科学知识方面立竿见影的是植保知识。教植保的黎惠芬,省农大高材生,教学生动有趣,带学员在稻田棉地识别病虫,防治病虫。那时水稻、棉花病虫害非常严重,而公社植保站只有一名植保干部,所以对公社数万亩水田、旱土作物的防治鞭长莫及,往往造成不小损失。农学班学员回大队都能担起植保的担子,深受群众欢迎和拥护。所以在推荐和选拔干部时,他们总是名列前茅,首屈一指,受选机会较多。原三和乡人大主席蔡平岩从农学班回东岳庙公社蔡家巷大队当党支书时,有一次我上他们大队调查生产情况。他见了特别亲热,还感激地说:“我在农学班学的植保知识,一回来就用上了。有些忘记了的,就翻听课笔记。” 其次是政治课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农学班的政治课教材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还学习时事政策。1976年高考恢复。农学班党委研究决定,凡愿意参加高考的学员,只听政治课,其他课可以放弃。有5 名学员,他们组成复习小组,复习语、数、理、化。结果这5名学员都考上了大学,现在身居要职。 后来,县人事局当年招干、招教、招工也把考政治作为重要内容。凡是农学班学员参加考试的,政治科可算得天独厚。曾当过县工商联主委的周国华,当年参加招干考试时,政治分数在30名考员中,独占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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