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骏琪：天道（二十五）

汉寿老干部网宣

天道（二十五）

萧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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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金辉老师便是那个时候认识的。

  办《黎明》文学社时，我渐渐收到了一些不是本乡本土的稿子。有一位来自益阳市区叫吴军的女学生，才15岁，她寄来了她的散文和诗歌，后来纯告诉我，她认识吴军，吴军的文字好，她很羡慕。还有一位叫郭伟的社会女性，是吴军的邻居，她也寄过诗歌之类的文字作品。一位叫王金辉的年轻女教师，她在来信中说，她是本乡丁家村人，吴军曾是她的学生，她现在在栗山河乡中学教书。我和熊胜明一起去过栗山河乡中学，搜索所有的记忆，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个融雪的冬日，王老师坐在学校的阶基上，她始终微笑着。我们说了一会话，但不敢耽误她的时间太久，只是告诉了她，关于《资江诗报》创刊的消息，然后离开了栗山河中学。没想到和她一别就是30多年。直到去年，在摄影家蒋乐安先生的群里，我和王老师再度遇见。我们曾经是翩翩少年，归来时却满头华发，而资水依旧，友谊依旧。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和同村熊胜明一起去为《资江诗报》组稿，从栗山河到鲊埠，再从罗家坪到武潭……我们的脚步浪迹天涯，我们的真情写满资水。我们从来没有吃过一餐象样的饭，也没有睡过一次安稳的觉。终于有一天，熊胜明要回去了，我目送他的离去，义无反顾地用目光驱赶夜幕，用双手迎接黎明。
  到了乌旗山，我决定去找王玉生先生。王不是乌旗山人，他是沾溪福堂湾人，一个民间老漆匠，他的手艺好，人品也不错，在乌旗山做工夫有了好几年了。王玉生爱好文学，诗歌写得好，一笔楷书写得规规矩矩。到这里是很容易找到他的。果然，我到了胡家坳一问，有人告诉我，他在赤塘一雷姓人家做漆工。也就没费多大力气，找到了他。
  两个人真的是一见如故，王玉生向雷姓主人介绍了我的情况，小雷夫妇比我大那么几岁吧，他们热情地做饭炒菜，到了晚上留我们住宿。小雷家也许那时还刚分家不久，条件不行，家里也只有一个床。为了我们晚上说话方便，他们双双去借宿。就这样，我和王玉生扺足而眠，说起文学创作，王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他说他在乌旗山的工夫刚好明天上午能够完成，明天下午要我随他去湖莲坪，去看一位胡姓朋友，并认真地告诉我，胡是写散文和小说的，现在有了40多岁了，在家务农。
  王玉生在小雷家做工夫，我无法帮他什么，便信步走了出来。前几天听县文化馆胡统安老师说，他的家乡王母村有一位名叫聂神佑的年轻人，是《中国妇女报》的通讯员，其笔很是辛辣。胡老师要我到了乌旗山时，去聂神佑家看看。末了，胡老师还说，你们都是年轻人，会很是合得来的。今天，不正是去看聂神佑的最佳时机吧。而且对于聂神佑，我听过关于他的不少故事：他父亲修房子，要他帮一天忙。在上世纪的桃江乡下，帮忙是相互的，也不需付工钱，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面对父亲的要求，聂神佑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原因是他没有时间，要出去采访。有一条机耕路烂了两处地方，一村民花了一天的时间，担来河砂把机耕路填补了一下，第二天便在修好的路边设了一个“关卡”，让他的儿子拿着学生证去收费。这种荒唐之事，被聂神佑理所当然爆了光。还有沅江一位文学女青年，被前夫残酷地砍杀了13刀，也被聂神佑采访后发表于《中国妇女报》，在益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些人对聂怀恨在心，扬言要报复他，但聂神佑一身凛凛正气，光明磊落地行走在写作之道上。
  没费多大力气，在一条乡下小路边，我找到了聂神佑。聂那时才26岁，大背头，穿一身武警装，显得英气逼人。聂神佑见了我，一脸惊喜，马上去附近肉摊上称了一斤多猪肉，留我吃午饭。2005年，我们在汉寿县城再度遇见时，这时的聂神佑已是汉寿县交警大队办公室的一员了。几十年的老友重见，几十年的老话重提，我说，你留我吃的那餐中饭，到现在还记得呢。可是，老聂啊，那天为什么不搞一壶酒呢？聂神佑听了，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下午三时许，我和王玉生一起去湖莲坪。从乌旗山到三堂街，也有十多里路程吧，我们不紧不慢走着，王玉生说起他的创作经历，他从事漆匠工艺有几十年了吧，口碑好所以忙不赢，所以家里人也反对他，认为写作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他在王母村一住就是十多年，只有在节日和过年才回去。这样，写作的时间才多了一些。他说起今天去访问的人的情况，此人叫胡延年，年龄约40多岁吧，耳朵严重失聪，沟通很是困难。文学创作有那么十多年了，但从来也没有了发表过什么作品。但他一直对此痴迷，所幸家里人也不反对他写。下，帮忙是相互的，也不需付工钱，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面对父亲的要求，聂神佑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原因是他没有时间，要出去采访。有一条机耕路烂了两处地方，一村民花了一天的时间，担来河砂把机耕路填补了一下，第二天便在修好的路边设了一个“关卡”，让他的儿子拿着学生证去收费。这种荒唐之事，被聂神佑理所当然爆了光。还有沅江一位文学女青年，被前夫残酷地砍杀了13刀，也被聂神佑采访后发表于《中国妇女报》，在益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些人对聂怀恨在心，扬言要报复他，但聂神佑一身凛凛正气，光明磊落地行走在写作之道上。
  到了三堂街，我想去看在三堂街镇文化站任文化辅导员的彭桂荣。我和彭有过书信来往，但从来没有谋过面。王玉生说，就下次吧，再去文化站坐一会，眼下连河都无法过的。于是，我们乘轮渡过了河，由王玉生带路，径直到了人民坝，转了两个湾，到了一座水库前。王玉生告诉我，再走百十步便是胡延年的家里了。
  我们到达胡家时，胡延年正坐在禾场里和人说话，见到我们，一脸开心。王玉生大声地介绍了我，胡延年也大声地说他知道了，对于我们的到来表示了欢迎。他的妻子也很贤惠，马上泡了一碗芝麻豆子茶双手递给了我们。接着又让他的儿子去上街买菜。买菜就不必了吧，我对胡妻说，这个时候也没菜可买了。我指着爬在几棵高大的杉树的扁豆藤说，这个很好啊。那扁豆藤的最上面，好多扁豆已完全成熟，里面的内容胀鼓鼓的。也许是爬得太高，让主人无法摘到，所以它们一直“逍遥法外”。可怎么摘到它们呢？老胡的儿子想了个办法，他把一把镰刀绑在一根长长的木柱上，再把他家的大桌子放到杉树下，然后，人站在桌子上，用长把镰刀把扁豆割下来。  
  那天的晚餐真的实在，尤其是扁豆，我们把扁豆的粗筋剥了，放入锅中焖10多分钟，再佐红椒圈和黑豆鼔翻炒几下，起锅时加入切碎了的大蒜米。吃饭时，胡延年还拿出了一壶乡下谷酒，让我把一颗悬着的心彻底地放下了。和老胡说话的那位男人也是本地人，他告诉了我他的姓名，怕我记不住，就说你就叫大詹吧。大詹不酒，但他吃饭很厉害，盛了一碗又接着去盛第二碗，而且专拣扁豆里的内容吃。我们吃得很慢，听胡延年说话。那个晚上，微弱的电灯光下，胡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他竟然说起了沅江那位文学女青年的故事，他说，他曾专程去了一趟沅江，去采访那位不幸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