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志 于 2017-3-23 14:34 编辑
前三十年人生琐忆（续九） 永志 1967年12月6日，安乡发生了工联派与湘江风雷组织之间的武斗。我学生时代的性格，用现在的话说就属“宅男”型的，一般不参加和自己关系不大的活动。我听到的情况是：前一天晚上，津市红革会的宣传队在安乡剧院演出，安乡工联派组织“六号门”、“红斧头”派人维持纪律，阻拦安乡湘江风雷的成员进场看演出，发生口角。湘江风雷组织的成员多属船员，第二天清晨，有的传说是从长沙开来的一只轮船，湘江风雷搬来了救兵，县城里便响起了枪声。不久，学校电话铃响了，红革会宣传队打来电话，说发生了武斗，湘江风雷开枪了，有人受伤，已经送医院，要输血。我立即组织几个同学，冒险赶到医院输血。刚天亮，阴天，街上冷冷清清，偶尔还能听到枪声，我们估计是从城西的河边传来的。检查血型，邓满珍符合输血条件，尽管这时我们已经知道受伤的是湘江风雷组织的人，邓满珍仍然义不容辞地卷起袖子输血。我在大厅等待输血，这时安乡湘江风雷组织的头头蒋某某一行，全副武装，风急火燎地往医院里走。我们是熟人，蒋某看见是我，怒气冲冲地指责我说，“你们开枪打伤了我们的人，血债要用血来还！”我告诉他，我组织红革会的“战友”正在给伤员输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不要不领情啊；他好像要看个究竟，径直去了急救室。高十六班的同学熊明金正住院治疗胸膜炎，看见我和湘江风雷的头头会面的情景，脸都吓白了，见势不妙，立即把我推进他的病房，不容分说地要我跳窗户走了。
读高中时的邓满珍同学 回到学校，我们这一派的老师为我的安全耽心，要我找地方躲。我不在乎，说自己没有卷入武斗，不会把我怎么样。晚上，我和几个同学正围坐着闲扯，突然听到校院里“叭叭叭”响起了几声清脆的枪声，阮观迎、阮观政等几位女老师赶快跑到我的房子里来，劝我立即躲避。我和袁中光等人也觉得形势严重，准备经学校的东边穿过水塘出城。走到厕所旁边，听到熟悉的红革会宣传队同学的声音，才知道是一场虚惊，原来是他们打的枪，有的同学手里还不止一枝枪，他们准备第二天为工联转移这些枪枝。我不感兴趣，当晚为了安全，阮观政老师动员我和袁中光住到她们的亲戚家里，地点大概在县城南面接近郊区了。第二天，我们出城，到下码头袁中光的一个单身舅嗲家里去了，当逍遥派。 阮观政老师 文革中，我没有摸过枪，更没有参加过任何武斗。但我是《长缨战报》负责人和主要撰稿者，曾经写文章与对立派组织的胡文斌、黄义忠和熊运宗老师对骂。记得好像写过一篇有大几千字规模的文章，不仅《长缨战报》全文登载，还请人抄成了大字报，贴在学校里，这是一件至今仍感愧疚的事情。 这年年底，我与袁中光等同学到长沙，在湖大读书的表兄彭逢楚给我10元钱，另外我们一行人还有一点活动经费，袁中光做主全都给了我，加上我做小工存的几个钱，总共大概有30几块钱，决定让我去北京参观“革命形势”。之所以让我去，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我的堂兄应雨田在北京女四中教书，有地方投宿，同时还认为，返程若有困难，可以请堂兄支持路费。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当时不知买通票，第一段坐到郑州，在郑州站旁一个旅社投宿，是与一个工人师傅合睡一张床，未花钱。工人师傅接纳了我，但旅社服务员不同意，磨了一阵嘴皮才勉强同意，并嘲笑南方人太不讲究了，两个人睡一张床。晚上工人师傅说我太老实，不反驳她：南方人还只两个男人睡一张床，北方人全家男女老少、公共媳妇都睡一条坑，那才叫不讲究！ 2006年8月，我到北京旅游，李汉秋到我们下榻的北京西单山水大酒店来看望我， 孙子予飞提醒我和李爷爷照相，没等他母亲打开相机，他已经摆好姿势，喊着“茄子！” 第二天到北京，已是深夜，我随一群人到天安门转了一阵子之后，人生地不熟，只得转回火车站，在候车室和衣而卧。待天亮后才乘车到女子四中。其实，学校离天安门很近。在北京，与在湖南师院读书的四表哥彭逢淼联系上了，他与省红联的一些同学在北京活动有一段时间，准备返回长沙。我只在北京逗留了两天，应雨田带我游览了故宫和颐和园。然后就没花一分钱回到长沙。因为表哥一行人是红联派，害怕长沙的工联派为难他们，提前在捞刀河车站就下了车。表哥回忆省军区有车接送，我却记得到师院走了好远的路，很累。第一次北京之行基本上是顺利的。以后参军，我两次到北京；1986年夏天我到唐山参加“三论”学习班又到过北京。可惜这几次，或者是没有拍照，或者是照片丢失了。2006年8月，我与妻子邓三元、媳妇刘静以及孙儿应予飞游览北京，带了两部照相机，照了不少照片。
2006年8月，我与老伴及儿媳、孙子在北京旅游，带了两部相机，拍了不少照片。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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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2 10:57: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