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常德太阳山文化对沅澧地方文化的影响（外一篇）

山之梅

浅谈常德太阳山文化对沅澧地方文化的影响

       太阳是生命之源、万物之本。太阳文化，是围绕太阳而滋生的文化，是世界最优秀的核心文化。常德太阳山的太阳文化，就是依托太阳山地域而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沅澧文化之本、常德文化之根。她的物化表象，是茂密原始次森林中的“年代最久远的楚人祭祀天然太阳神像”、“最多原生石垒砌的石像一一盘古坐像”和“最长的摩崖石雕群一一太阳山壁画”以及神兽彘、三足乌、十牛图、太阳殿、普光寺、发射塔、黄精太阳草，等等。它的物化内涵，则是精神层面的包容与磊落、拼搏与奉献、开拓与进取、勤劳与勇敢、善良与道德、和谐与幸福、希望与光明，等等。太阳山文化经过古今数千载蓄积、融合、光大，对沅澧流域的地方文化具有以下方面的影响：

       一是农耕文化。万物生长靠太阳。从太阳山玄天第一峰北壁面山展示的盘古开天的传说以及武陵山脉末端发现的城头山6500年前的水稻种子、汤家岗7000年前大量的稻属植硅石来看，沅澧先民祖祖辈辈在这块地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的活动以原始的“男耕女织”为中心展开，不断创新劳动工具、改善生产条件，对山水田林路接力治理，使滨湖地区、澧阳平原成为闻名的洞庭渔米乡，黎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等，与当今提倡的和谐共处、环保低碳、绿色生态等经营和文化理念不谋而合。进入决胜小康的新时代，“三农”的变迁与发展更加现代并富有成效，常德曾享有“粮仓、纺城、烟都、酒市、茶乡”的美誉，目前正朝着“开放强市产业立市”迈进，人民的幸福感不断攀升。

       二是祭祀文化。祭祀体现感恩，其前提是崇拜，它又源于农业耕种的风调雨顺所带来的好年景、好日子。人们淳朴的意识总是祈求神灵的保佑，当幸福感获得之时，对太阳更是心存敬畏，于是就有了太阳图腾崇拜并由此而催生出的祭祀文化。太阳山祭祀文化可谓源远流长。从面山年代最久远的楚人祭祀天然太阳神像到汉高祖刘邦诏令祭祀阳神；从白鹿寺的三足乌到澧县城头山与安乡汤家岗祭祀遗址；从野外阳山庙赛神到常徳府城斗门处太阳祠祭坛的设立等等，常德地域的太阳崇拜与祭祀，经历了从野蛮～愚昧～文明、野外～室内～融和、单边～联合～多元、原始～简陋～现代的演变过程。太阳崇拜的祭祀文化之完整、之深厚，举世罕见。

       在太阳山祭祀文化的传承中，对孝道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每当常德先人在祭祀太阳神时，阳山之女即云梦之神便腾云驾雾来到太阳山为其父献上鲜鱼以表孝心，为人景仰。正因为有这样美好的传说，石门桩巴龙、津市嘉山《孟姜女》的故事美誉四面八方，常德人尊老爱幼，夫妻相敬如宾，邻里和睦相处，礼仪文明之风遍拂城乡。

       三是善德文化。中国神话故事曰，蚩尤与黄帝涿鹿之战败北后英魂归葬阳山故里。善卷，是中华三始祖之一的蚩尤后代，他对太阳大公无私的领悟，最为重要的便是行善积德，充分体现了华夏贤士一心一意敬奉天下苍生的民本意识。善卷辞帝不授，归隐枉山，广施善心，德播人间，以开启民智。被誉为“帝者师”美称的他，虽为一介布衣，然而每在关键时刻却敢于担当，时常为舜禹二帝指点迷津进而为民谋利。毛泽东主席亦盛赞其德，撷民谚称“常德德山山有德。”2004年，常德市委、市政府征集“常德精神”的措辞，受善卷故事启发而表述的“德行天下，和谐奋进。

       四是宗教文化。太阳山的宗教文化，始于西晋盛于唐宋。是整个东南亚佛教、道教的发祥地，它比南岳庙还早200多年。宋代廓庵师远禅师所撰的《十牛图并颂》远播日本、韩国，已成为国际佛学的一部经典。如今，太阳山顶的晨钟暮鼓时常撞击着人们的心扉，频把“大爱”洒向人间；盘古、如来殿、观音殿、平安佛前香烟袅袅萦绕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使人进入“随缘无我”的境界；太阳山西麓的白鹿寺已成为善男信女精进修持的地方，告诫人们弃恶从善……太阳山的佛教文化正与山下的释文化、儒文化、道文化融于一炉，对宗教文化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五是隐逸文化。沿着太阳山下的沅江母亲河上溯到桃源县境内白鳞洲的“渔村夕照”，观赏“三日同辉”的胜景，人们自然会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令人神往的世外风光。然而，人们在欣赏这种美好生活的时候，往往只注重了那种躬耕自资、安贫乐贱的隐逸文化，而忽略了“鹤栖”背后太阳文化所折射出的要义。我们从秦民对渔人这一误撞者的态度，可以看出桃花源人的那种怡然胸怀，正好体现了太阳文化宽容和谐的蕴涵。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体现了他对光明、美好的憧憬和追求。因此，《桃花源记》表面上讲“隐逸”，实际很“阳光”。要不然，人们怎么会把常德沅水三桥叫“桃花源大桥”、把斗姆湖机场改称“桃花源机场”、把常德城亲切地称呼为“桃花源里的城市”?!

       六是诗词文化。诗魂是太阳之魂。三闾大夫屈原行吟泽畔创作《九歌》并成为太阳山祭神赛神的雅作，唐代诗豪刘禹锡滴贬朗州创立“竹枝词”诗体并留下《阳山庙观赛神》的美律；宋代名相周必大的绝句《游阳山》；白石道人的《念奴娇》、显夫宋裘的《阳山图》以及杨嗣昌《梁山游记》、武陵君御龙膺并公安三袁等诗家的众多佳作传诵至今。这些作品不是直接歌颂太阳文化，就是传播着太阳文化的正能量。于是在沅水北岸，人们把《中国．常德诗墙》称为“诗国长城”、常德被授予全国第一个“中华诗词之市”并评为全国“中华诗教先进单位”，就不足为奇了。

      七是演艺文化。在太阳山盘古广场的壁画上，雕刻有常德地方近3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含民俗传统文化）的图案，集沅澧大地楚文化之大成而为常德所独有，其中就有享誉神州的“常德汉剧”、“常德花鼓”、“澧水号子”、“湘北大鼓”和走进联合国的“常德丝弦”。在摩崖壁长廊上，雕刻的《刘海砍樵》传奇故事就发生在太阳山。新中国成立后，湖南花鼓戏剧院将这个传奇编排成花鼓戏并搬上银幕，澧水中游的张家界也依此编演了《天门狐仙》，享誉大江南北。

      八是绘画文化。宋代师远撰绘的《十牛图并颂》、清代本土画家髡残的山水画使太阳山蓬荜生辉。2009年至2011年，太阳殿金顶西侧长达600米山坡上的摩崖石刻建成，彰显着当代资讯画的美术风格。其中一幅长卷被中国壁画协会秘书长发现，引起了全国美术界的高度重视，多次组团前来太阳山考察并与常德市、鼎城区党政领导、专家学者商议，在江南打造3750米的“常德画墙”长廊，使之成为“中外一流，百年不朽”的现代壁画艺术博物馆。它的建成与江北的“常德诗墙”交相辉映，形成“北诗南画”姊妹篇，成为常德独有的“城市名片”。

       九是旅游文化。太阳山树木葱茏，花草华滋；山势起伏，云雾缭绕；气温适宜、环境生态。山上今古文明交相辉映，山下沾天湖、柳叶湖、穿紫河一望无际，武陵山之余脉与洞庭湖之尾闾巧妙地连在一起，构成了太阳山山城、山湖、山河、山水相依的胜境。古人对常德这一方热土概括了四句话：“前有金鸡报晓，后有阳山靠背；上有犀牛把口，下有老龙镇潭”。说明这里物华天宝、人文景点蔚蔚壮观。早在清代，“阳山耸翠”就被列为“常德八景”之首。如今在着手打造5A景区和城市优质森林公园。自2013年3月29日开园以来，游客每年达10万人次以上，正在成为旅游胜地、登山要地、休闲福地、文化高地。

       十是精英文化。太阳正能无穷，太阳光芒万丈，照到哪里那里亮，照到哪里那里就人气旺旺。车胤早晚兼修，囊萤夜读，官至户部尚书，终成正果，便是范例之一。太阳照在沅澧江岸，武陵阁旁矗立的笔架城显得是那样的宽广雄伟，象征沅澧“文运昌盛、文人辈出”。这里记载的常德历史上高中的状元、进士精英就高达350多人。太阳照在柳叶湖畔，紫气腾升，人脉绵延，柳、陈、龙、杨、刘五大家族雄居于此。许多帝王与名流，如蚩尤、杨嗣昌、髡残的墓位，明宪宗第十三子朱佑枢荣庄王、兵部侍郎陈良的精魂，长眠于斯。彰显出他们勤政为民、清廉为官、诚信为人的德行。太阳照在武陵大地，武陵历史的天空曾经群星灿烂。有被孙中山称为“为宪法流血”的第一人宋教仁，有指挥“武昌首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刘复基、蒋翊武，有被周恩来誉为无产阶级“壮烈的死”的坚强战士黄爱；有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帅孟奇；有在井冈山武装革命斗争中“朱毛”的好参谋长王尔琢；有名垂青史的史学家翦伯赞和著名教育家余嘉锡、生物学家辛树帜，有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家丁玲……最近又经考证，首开先河、宣传马列主义的第一人，就是出生于常德太阳山下的赵必震，等等。现代精英更是层出不穷，不论是在保家卫国的血与火的战场上，还是在建设美好家园的平凡工作岗位上，都为武陵的星空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他们是太阳山光芒照耀下成长起来的优秀儿女，形成了人文叠加的常德精英文化，将为后人景仰并激励人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成稿于2018年冬，此文在2019年元月13日

                                                                    在常德高职院召开的“太阳文化学术研究会”上宣读）

      

  解读《阳山庙观赛神》试探竹枝词诗体的创立之地

汉家督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

曲盖幽深苍桧下，洞箫愁绝翠屏间。

荆巫默默传神语，野老娑娑起醉颜。

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踏竹歌还。

        刘禹锡，字梦得，“永贞革新”失败后于唐永贞元年（805）贬为朗州司马，至公元814年谪居朗州十年。这首七律《阳山庙观赛神》，是唐元和四年（809）十月十六日，刘禹锡在常德太阳山阳山庙参加《阳山修神祠碑》（董侹撰梦得书）立碑庆典和赛神庙会祭祀活动后挥就的。这首美律有几个关键词：“配此山”、“传神语”、“竹歌还”。

       所谓“配此山”，讲的是唐天宝六年（747），当地官府和民众奉朝廷之命，将“阳山庙”加称“梁王庙”，由东汉战将并驸马都尉梁松配享。理由是：梁松在湖广常武地区接替开国功臣、伏波将军马援收拾平蛮残局有功，可享受神一般的待遇。故唐元和四年十月的立碑庆典即赛神活动在此举行。

       所谓“传神语”，讲的是荆楚先民以战国时期流放沅水洞庭湖滨的屈原所作《九歌》为蓝本，用民间歌舞（包括傩戏等）形式迎神、送神、颂神、赛神的情景。标志庙会祭祀逐步从巫言走向俚语，从粗陋走向高雅，进而化野蛮为文明。相传，荆楚大地自《九歌》问世，先民便以“竹歌”等民歌形式在庙会、节庆期间进行民间娱乐活动，常德地区更为突出。“竹歌”源于《九歌》。

       所谓“竹歌还”，讲的是在赛神活动中和结束时，楚人以“竹歌”即“竹枝”或“竹枝子”格调载歌载舞“起醉颜”的热闹场面。这里的“竹歌”，就是“竹枝词”诗体的前身。也许正是刘禹锡这次阳山庙观赛神后，激发了以《九歌》风格创立“竹枝词”诗体的冲动，这时他来朗州已有四年。

       刘禹锡的这首七律，写的是“诗”，但同时也记载着“史”。不仅有很好的艺术价值，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讲以上三个关键词的目的，是试图说明：荆楚大地是产生“竹枝词”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刘禹锡被眨期间的朗州是“竹枝词”创立的主要发明地之一；若干年以来，常德是“竹枝词”兴盛的发祥地之一。

       在诗词界包括文史界，“竹枝”源于巴蜀，“竹枝词”创立于蘷州（今重庆市奉节县），似乎成了一个不争的史实，未免有些绝对。从解读刘郎的《阳山庙观赛神》三个关键词可以看出，以“竹枝”为象征的民歌在常德兴起、流传是很早的：第一、屈原《九歌》创作大抵在楚怀王时期，距今2300年左右，民间以此改编为竹枝等民歌演唱形式可谓渊远流长。第二、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汉王朝后赐封太阳山祭神，尔后修建了阳山庙，至刘禹锡此次阳山庙观赛神约有608年（据今约2200年左右）。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先民以“竹枝”等民歌及其他形式参与赛神祭祀活动延绵不断。第三、梁松享配阳山庙是公元747年，此次观赛神是公元809年，距今分别为1269年和1207年，此时就有“几人连踏竹歌还”的描述，亦可见“竹枝”歌在常德兴起之早。第四、刘禹锡眨朗州是唐永贞革新失败后的公元805年，比他本人任蘷州刺史早了16年、多了3年。现存的刘禹锡竹枝词蘷州的多于朗州，可能与世事变迁或资料保管有关，或者说蘷州的勃发，是因为有朗州（含连州）竹枝词的创立与厚积。因而创作了“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首脍炙人口的竹枝词。

      《旧唐书·刘禹锡传》中说：“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风偏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词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这段话使人不难看出：刘氏创立“竹枝词”这一新的诗体在朗州即常德。

       我们不排除蘷州说的可能，但对此说之完全的可信度值得商榷。人们在解读《阳山庙观赛神》关键词“传神语”时，认为一个在朗州与民间百姓广泛接触而生活了十年、喜爱民歌而且潜心诗歌创作、又在阳山庙观赛神时亲眼所见“几人连踏竹歌还”的刘禹锡，在屈原《九歌》的创作地不去学习研究，而要等16年后再去非荆楚大地的蘷州去学习借助楚风写竹枝，是不是不合情理？！

       在下认为，竹枝词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任司马闲职时创立，以后在连州（今广东）和蘷州（今重庆奉节）任刺史时进一步确立的一种新的诗体 。

       为印证常德创立说，常德文史名家周询先生引经据典，所撰《漫谈竹枝词》一文、应国斌先生所著《刘禹锡常德十年》中“武陵夷俚歌《竹枝》”篇章、湖南文理学院梁颂成先生《刘禹锡与“竹枝词”的诞生》以及刘梦初、丁兴宇先生主编的《刘禹锡研究文集》和《刘禹緆朗州诗文辑注》以及夏应运先生的文章《浅谈竹枝词》，均阐明竹枝词的首创地是常德，朗州司马刘禹锡是发明竹枝词的诗祖。

       梁颂成先生考认后撰文说，刘禹锡在朗州（常德）十年，文学创作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受傩祭表演中唱词的启发，创制了“竹枝词”的民歌形式。刘禹锡在夔州任职之前，已经在朗州、连州（广东连县）盘桓17年之久，早已创作了许多竹枝词。常德刘禹锡研究会副会长丁兴宇先生在考证观赛神与竹枝词关系时说了三点：“第一、《阳山庙观赛神》在元和四年十月作；第二、董侹《修阳山庙碑》里的意思是观赛神、并阳山庙（梁王宫）立碑同时进行；第三、《新唐书·刘禹锡传》载：‘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祀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佇。禹锡谓屈原居沅湘作《九歌》，使楚人送神，仍倚其声作《竹枝词》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 刘禹锡意识到，他在朗州所了解的竹枝调，与当年屈原的祭祠竹歌，有同样的性质和功能，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像屈原作《九歌》那样，致力于竹枝调的加工创新，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诗风”。因此，说竹枝词产生于刘禹锡在夔州（重庆市奉节县）任职以后，既有悖史载，也与实际相差甚远。

       还有，鼎城区文史研究员、常德诗家周询先生在很多年前、副研究员钟兴珉女士在近年，对刘郎创作较早的一首著名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进行了考证：很早以前，在周家店、石公桥等滨湖地区就流传着“对面岗上跑马云，郎在屋里吹口琴。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民歌。据此，刘郎竹枝词乃是周家等地流传民歌的再创造。

       这首民歌常常在插秧时唱，你唱我和，此伏彼起，体现了农家阳春之乐。在这里，马云，即彩虹。口琴，则是用竹叶或稻叶卷成的一种能发出如琴弦般声音的似哨子一类的的土乐器。这首栽秧歌与刘禹锡的《竹枝词二首》中的第一首很相似，特别是后两句只有一字不同。另据常德市竹枝词研究专家刘雷中、毛先金等学者考证，澧水流域石门、澧县也有类似民歌：“一阵日头一阵阴，好似有晴又无晴。有情无情妹开口，免费哥哥一片心。”安乡又及：“你看天上那朵云，又象落雨又象晴。你看路边那个妹，又想恋郎又怕人”、“半天落雨半天晴，半天白云赶乌云。白鹤单赶长江水，姐儿只赶有情人”……

      有学者质疑，认为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是在夔州成就后流传到常德、常德的百姓便把它改编成了民体山歌。这显然是带有偏见的武断之说。试问，你能在连州、夔州、和州找得出这样的民歌吗?退一步讲，即使是常德先民改编的，那也是刘禹锡在朗州创作并流传下这首所枝词之后，人民群众的一种再创造。

       终上，梦得先生《杨柳青青》竹枝词妥妥地写于朗州即常德并感怀于阳山庙观赛神：（一）竹枝词新词体灵感源于屈原《九歌》；（二）以《九歌》为蓝本的舞曲在赛神会上的表现形式为山歌亦即“竹歌”；（三）赛神会后梦得受太阳山立碑庆典赛神活动中竹歌表演的启发产生“竹枝词”创作冲动；（四）创作中在朗州民间考察吸取了周家店等地民歌《对门岗上》的营养；（四）《杨柳青青》的环境与武陵朗州风貌何其相似乃尔；（五）梦得被贬连州刺史于公元815年赴任，又于822年贬任夔州刺史，时间差分别是10年和16年。朗州十年期间对于诗文涌流且有民间情感的先生听竹歌看竹枝，不会不写竹枝；（六）诗家文史记有梦得于夔州的《竹枝词九首》，而偏偏没有《杨柳青青》，也是该词写于朗州的佐证之一。由此不难看出，刘禹锡创作《竹枝词》的根就在朗州这方沃土中。他研究了屈原《九歌》的表现风格，吸收了武陵夷俚民歌以及傩戏的营养，成功地创立了一种既有文人气息更有民歌风味的新诗体：竹枝词。它是太阳山文化的派生。

       以上所说，并不是要争个发源、发明、发祥的归宿或定论，只是想说，看事物或作结论，切忌绝对化。其实，重要的不是评出谁正宗、谁偏房，而在于汲取双方或诸子百家的合理因素，博采众长，使我们能够更客观、更科学地把握竹枝词的具体面貌、内涵外延和发展趋势。在这里有一条应予肯定：刘郎推出竹枝词新诗体，其风格源于屈原《九歌》和民歌，其首创感怀于《阳山庙观赛神》。

              

                                                        （此文在2015年11月22～23日于广东连州召开的

                                                            “紀念刘禹锡赴任连州1200周年暨刘禹锡学术研讨会”上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