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派身边人来常德石门县劳动一年

毛先金

1962年，毛主席派身边人来常德石门县劳动一年

——毛泽东主席的常德情怀（36）

（2018年8月初稿，2024年12月修改）

     石门县，属湖南省常德市，地处湘鄂边界，素有“武陵门户”“潇湘北极”与“湖南屋脊”之称，是革命老区，是2018年8月初才被摘帽的贫困县。
       1962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离石门县城不远的易市公社新场大队陈文科家里，迎来了五位身着黄旧军装、操外地口音的神秘客人。什么人？哪里来？干什么？
      这是毛主席派来的身边工作人员，来这里进行劳动锻炼和开展调查研究的。这五位同志1963年春节前才回北京。30年多年后，覃正彦同志发表了《毛主席身边人在石门》的回忆文章，这篇文章及其衍生文章被多家媒体相继转载。
      1962年是新中国的非常时期，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期间集中派出身边人员到最基层劳动锻炼，其意义非同小可。

      为了弄清毛主席身边人在石门的始末，笔者认真查阅了当事人相关回忆录，最后拜访请教了90高龄的覃正彦同志。 覃老是当时分管农业的县委书记，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具体安排这五位同志，在县里负责联系这五位同志。1990年7月，覃老与石门县7位同志与罗光禄、孙勇、陈长江等老朋友重逢欢聚，在中央警卫局招待所回首往事。孙勇说：“今天晚餐我请客，因为双喜临门。一是离别快三十年的父母官，今天在北京重逢；二是中央军委今天授我中将军衔，我警卫了党的三代领导人，很光荣啊！”覃正彦同志先后担任中共石门县委书记、县委第一书记，中共国营西洞庭农场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场长，中共桃源县委书记，中共常德地委纪委书记，1994年退休。

站火车、挤汽车，赶到石门县过春节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处于探索阶段，必要的经验不足，在总路线提出后，在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和试点的情况下，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尽管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左”倾错误得到初步遏制，但1959年的庐山会议却又使“左”的错误更加严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合同，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断解决农村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毛主席还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调查研究，并继续派身边工作人员轮流下基层劳动锻炼和做调查研究。
      为了进一步纠正“大跃进”的错误，1962年1月11日开始，“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在会上对几年里党所犯的错误，作了检讨与反思。眼见得春节就来了，会议还没有散，毛主席牵挂着农民怎么过春节。休会后回到丰泽园，毛主席立即叫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告诉他准备将身边的机要秘书罗光禄等五位同志下放到湖南一年，进行劳动锻炼和作调查研究。
      汪东兴随即安排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李健负责落实此事。
      李健立即与在北京开会的湖南省委书记万达取得联系。紧接着在北京友谊宾馆南楼找到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常德地委书记尹子民、石门县委第一书记徐明魁和书记覃正彦，说：“主席有个规定，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要轮流下乡锻炼，这五位同志准备到湖南，省委安排到石门，请你们具体落实。”并将五人名单交给徐明魁。徐明魁当场与覃正彦商定，将这五位同志安排到离县城不远的易市公社新场大队。
      第二天，罗光禄和孙勇到会场找到了徐明魁、覃正彦。罗光禄是这次下乡锻炼的组长，孙勇是副组长。双方交流了一些情况，谈话很投机。临走时，徐、覃执意要送他们到门外，孙勇笑着说：“不要客气，今后你们就是我们的父母官了，我们是你们管辖的社员，还要你们多帮助啊！”
      1962年1月30日上午（农历腊月二十四），毛主席召集孙勇、罗光禄、张仙鹏、陈长江、钱水桃等五人到钓鱼台12楼开会，对他们说，你们几个人在我身边工作多年，你们虽然是农民出身，但进城十多年了，不要忘了本。到农村去，好好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基层干部学习。主要任务一是劳动锻炼，二是做些社会调查。到农村去当社员，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要调查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反映，帮助我和中央多了解一些农村的情况。毛主席还特别嘱咐，你们到农村去，当普通社员，不可说是毛主席派你们去的。
       五位同志都很高兴很愿意下去，但有人问：“主席，我们是不是过了春节再下去？”毛主席说：“你们马上下去，到农村看看社员和基层干部是怎样过春节的。”当天下午，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坚持民主集中制、让人讲话的重要讲话，再次开展自我批评。
      因春节前夕运输非常紧张而未买到火车票，请示毛主席是否可以改为春节后去。毛主席坚定地说：“车票买不到，人家怎么上去的？挤上去！”
      次日清晨，按照毛主席的要求，五位同志像当年当兵一样，打上背包，带上日用品，手拿站票，挤坐列车。接着又转乘汽车近300公里，于1962年2月1日腊月二十七来到了目的地，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劳动锻炼。

同吃同住同劳动，实事求是讲真话

      覃老回忆当时李健交给石门县委的五人名单是：罗光禄，机要秘书，43岁；孙勇，警卫处长，35岁；陈长江，警卫副中队长，30岁；张先鹏，副卫士长，28岁；钱水桃，理发员，18岁。
      罗光禄同志是罗光禄是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白驿镇人，1933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9年5月担任中央办公厅毛泽东主席处机要秘书。孙勇同志是河北省廊坊市大成县人，1938年8月参加八路军时仅12岁， 1947年3月担任毛主席警卫。陈长江同志 1931 年生于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1946 年参加新四军，1951担任毛主席警卫。
      理发员钱水桃是个名剪，原是杭州公安机关的理发员，后选入杭州酒店为不少外国嘉宾理过发。1958年成了毛主席的常用理发师，毛主席经典的大背头发型，就是他在1959年国庆节前为设计的。他的年龄覃老记忆可能有误，应该是25岁。
      在来石门之前，他们曾多次被毛主席安排分别回老家做社会调查，并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仅刘光禄同志就三次回到家乡调查农村互助组和农业合作社以及《关于农业发展纲要》实施情况。1961年毛主席上庐山，安排陈长江同志回家20天，调查公共食堂、密植和深翻土地情况。
       五位同志一道来石门，这是他们第一次集体下乡劳动锻炼和调查研究。
      一年里，五位同志严格按照毛泽东主席的要求，不仅与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加强自身锻炼，与群众同甘共苦，而且关心群众、帮助群众，做社员群众的热心人，还积极开展社会调查，认真宣传和落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精神。罗光禄、孙勇同志还根据上级的通知，列席石门县委常委会，既为县委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出谋划策，又直接掌握县委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他们还按照规定，每月定时向中央办公厅和毛泽东主席汇报一次劳动锻炼和农村社会调查的情况。
      这一年，由于五位同志的支持与配合，石门县委认真执行中央全面调整的指示精神，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农村经济体制全部确立，农业生产责任制也逐步建立起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石门农村经济也开始全面恢复与好转，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有所改善。
       五位同志在石门县的具体情况，覃老在《在毛主席身边人在石门》一文有详尽回忆：
       当时条件差，睡的床是从大队停办的幼儿园搬来的小孩床，孙勇个子高大，睡不下，就用木板拼凑。五个人挤在一间十多平米的房子里，走路要侧着身子，他们乐呵呵，说房子小没关系，谈心正好促膝。
      腊月二十九日，五个同志就和农民下地干活了。整整一年时间，除中途毛主席批准20天假回京休息外，他们人平劳动258天。他们各种农活都干了，积肥、除草、收割，给棉花整枝等等。割刺楂最苦最累，不仅来回十多公里路，山高坡陡，空身行走都困难。割刺楂不容易，捆刺楂挑下山更难。开始挑着刺楂像扭秧歌，左右摇晃，还要不断换肩。一天下来，咬咬牙也只能割五六十斤，还成了伤员，脚打了水泡，两个肩膀也磨破了。到后来，他们和社员一样了，百多斤刺楂上肩，一股劲能走十多里路，和社员没区别。到新铺公社笔架山挑石灰，来回有三十里路，五个人没有溜号的，都能挑一百多斤。因常年累月在野外劳动，顶烈日，战严寒，风吹雨淋，五位同志练成了结结实实、黑里透红的庄稼汉、名副其实的社员。
      1962年，虽然国家农村政策有很大调整，但对包产到户一般被认为是“单干风”，不准搞，而农民却呼声很高，让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覃正彦左右为难。一次县里在城关公社红土坡大队开座谈会，讨论生产责任制，社员开始都不发言，忽然一个叫王传江的社员站起来一口气说了包产到户的15个好处。一直想包产到户的覃正彦又动了，他去找罗光禄和孙勇。孙勇沉默一会儿说：“山区有山区特点，但无论是山区还是湖区，生产队的规模都不宜大。我们所在的生产队规模就大了，百多劳力，喊出工要用喇叭。晚上评工分要到深夜才评完，经常吵架。”对包产到户，他们没直接表态，但是强调解决农村和农民的问题，要敢于讲真话，从实际出发。言外之意，他们不反对包产到户。不久，在石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覃正彦在报告中把王传江讲的包产到户的15大好处原原本本引用了。这次会议影响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陈文中和母亲都是盲人，家中生活难以自理。五位同志主动担负起给他们家打柴、挑水、打扫卫生的任务。五位同志还轮流给五保户和住户挑水，并形成了制度，直到返回北京的那天，还给他们各挑了一满缸水。有一次，陈绍湘家中只有老母亲和几个小孩，一岁多的小儿子陈文杰突发高烧，孙勇和罗光禄知道后马上把孩子送到县医院进行抢救。等陈绍湘爱人赶到医院时，孙勇已办好了住院手续。陈绍湘逢人便说：我这个小儿子是罗光禄和孙勇救活的。
      新厂大队紧挨澧水，发洪水时，上游漂来许多浪渣。当时农村缺烧柴，农民下河打捞。五个同志个个都是游泳高手，经常帮助社员捞河渣。一捞就是几十担，挑到陈文中和一些困难户家中。有一次孙勇和罗光禄在县城开会，散会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覃正彦要他们吃饭后走。孙勇不吃，他说发洪水了，我们回去捞河渣。覃正彦说：“这样大的水危险，千万不能下水啊！”孙勇笑着说：“我们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个个都是游泳高手。毛主席横渡长江，我是第一个下水的。”说着，他走到县城上河街新街口，解开上衣，往脖颈上一围，就下水了。往新厂游去，十多里路，上岸时群众鼓掌叫好。
       这五位同志要求自己非常严格。每次到县委机关开会从不许格外招待，一概在县委机关食堂就餐。到达新厂大队的第三天就是大年三十。按照风俗，每家人在这一天都要围在一起吃年夜饭。县委几位领导经过商量，决定把五位同志接到县委机关过年。开始，五位同志坚决不去，要在群众家过年，跟他们讲了此地过年吃团圆饭是不要外地人的风俗才同意去。当准备给他们多加几个菜时，五位同志坚决不同意。罗光禄对县委副书记覃遵双说：“前两年国家经济困难，主席带头不吃肉；刘少奇同志备有一个饭盒，将剩下来的饭菜装在里面，晚上办公饿了就热热吃。比起两位主席，你们给我们过年的菜已经太好了，还加什么菜呢？四菜一汤就足够了。”孙勇说：“不必加菜了，主席一再教育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现在群众生活虽有好转，但还是低标准。主席的教导我们不能忘啊！”陈长江也说：“主席不但严格要求自己，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你们要给我们加菜，这份心意我们领了，但菜千万不要加了，加了我们也不能吃。”
      1962年11月的一天，孙勇患了急性肠炎，腹泻不止，他硬撑着和群众一起去摘棉花。人们要送孙勇到医院，他坚决不肯，后来拗不过大家，执意自己走十多里到医院。病情较重，需住院治疗。因病人较多，护士看他朴实的衣着，就把他安置在走廊的一张小病床上，他很乐意地住了下来。第二天，覃正彦和覃遵双得知消息后赶到医院看望他时，只见他身上盖着一件旧军大衣，躺在走廊的小病床上输液。当医院要将孙勇转到病房时，任你怎么说，他就是不肯走。覃正彦和覃遵双没办法，只好两人挟着把他拖进病房。 孙勇仅住了三天，病情稍有好转，就出院回到新厂大队参加劳动了。

生产恢复了，生活改善了，毛主席笑了

      1963年6月的一天，石门县委接到常德地委电话，要派一位负责人到地委去一趟，地委将当面向他们传达中央办公厅的精神。石门县委很紧张，以为工作中出了什么大问题，让五位下放干部通了天。县委安排覃遵双专程赶来地委，地委领导说：“五位下放干部回京给毛主席汇报，讲石门生产恢复快，形势很好，毛主席十分高兴地笑了，很满意。地委要求你们县委好好工作，不辜负主席的希望。”县委心头压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下去。
      原来，孙勇、罗光禄、陈长江等五位同志回北京后，向中央办公厅汇报了他们一年来的劳动锻炼和社会调查的情况后，回到毛主席身边，又向他老人家作了详细的汇报。当他们汇报到石门县的公共食堂早就解散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核算单位体制建立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村经济开始好转了，农民的生活也有改善了，毛泽东十分高兴地笑了。毛主席在肯定了石门县委和他们几人的工作后，又叮嘱他们说：“你们今后要多下去看看农村的变化。”
      于是，毛主席十分满意石门县委工作的事，由中央办公厅转达给省委，省委转达给常德地委。
      毛主席身边五位同志是1963年1月24日离开石门返回北京去的。覃老回忆了当时新场大队群众对五位同志依依不舍的情景：
       五位同志的身份是保密的，他们走的时间是不让人们知道的，但这个消息还是在群众中传开了。中央来的干部要走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人们的心情不能平静了。大家都舍不得五位同志离去。好客的新厂人家家户户准备了最好的饭菜，成群结队来到他们的住处，接他们去作客。五位同志耐心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哪一家都不去。有的群众见三番五次接不去，便把做好的饭菜送到他们的住处，扭身就走了。
        大队会计陈绍湘买了一条十多斤的鲶鱼，剁成两截做好再去请他们。陈绍湘一把拉住罗光禄的手说：“我儿子文杰这条命是你们捡回来的，你们今天要是不到我家吃顿便饭领我一个情，那你们就把文杰的住院费告诉我，我还钱给你们。”说着说着，这个硬汉子竟然流下了眼泪，五位同志的眼睛也湿润了。见五位同志仍没有动身的意思，陈绍湘把眼泪一抹，说：“你们今天要是不去，我就不走了。”五位同志被陈绍湘这种真挚纯朴的感情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罗光禄破例答应陈绍湘同四位同志去他家。
        可是这样一来，其他群众纷纷接上门来，这可叫五位同志为难了。最后，他们决定提前三天离开新厂大队。离别那天，送行队伍排了一里多路。人们流着泪说：“毛主席派来的干部真好，你们慢走，慢走！”直到五位同志上了船，走远了，看不见身影，大家才慢慢散去。

毛主席身边人回忆当年在石门劳动锻炼

       最近在网上购得由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集体撰写的回忆文集《真实的毛泽东》，和孙勇个人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二十年》。孙勇、罗光禄、张仙鹏在文章中回忆了1962年他们五位毛主席身边人下放在石门县劳动锻炼这件事。 2018年11月，我在正扬网发表的《毛主席五位身边人1962年在常德石门县劳动锻炼始末》被《武陵古今》2019年第一期发表。三位同志回忆的资料珍贵，记录在此。
     孙勇先后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副卫士长、副处长等职近20年。“文革”后任中央警备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7月晋升中将军衔，1994年任副大军区级警卫秘书。2010年5月孙勇出版了《在毛主席身边二十年》，他在《下农村去锻炼有好处》（ 216页至218页）说：
      "-----
      临走前，我向毛主席告别。毛主席关心地问：你愿意下农村去锻炼吗？家中有困难吗？我说，我非常愿意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家中没有困难。两个孩子都大了，在育英学校住校读书。毛主席说。你是穷孩子出身，不怕吃苦。你们要下农村去锻炼，对你今后工作有好处。-----你们这次农村锻炼一年，要做好思想准备，在思想上、生活上、身体上、劳动上，、都会遇到些难关，要知难而上，战胜难关，才会有大的收获。我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按主席的教诲去做。毛主席使劲地握着我的手说：祝你下放劳动锻炼取得丰收。
    一月八日，我们离开了中南海，开始了劳动锻炼新生活。在湖南省常德地区石门县新厂大队，我们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社员们看我们又白又胖，不会干活，穿着打扮和农村生活环境极不协调又不相称，都私下里窃笑。时间一长，我们与社员们接触多了，熟悉了，关系就密切了。社员们都亲切地称我们为罗伯、孙伯、张同志、陈同志、钱同志。一年的下放劳动锻炼，我们生活变简朴了，不仅学会了农事耕作，还大大地增强了体质。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克服了困难，磨炼了意志。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让我们下农村劳动锻炼的重大意义，终身受益。
    一九六三年一月，我们结束了在农村的劳动锻炼，于十六日下午回到北京。
    十九日我回到中南海。毛主席上午起床饭后出来散步，我高兴地迎上去与毛主席握手并问候：主席，您好啊！毛主席也高兴地说，你回来啦，嗮黑啦！健壮啦！这就是收获嘛！汪东兴常向我汇报你们下农村与社员“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情况，你们经受了考验，增长了知识，锻炼了思想。这些对你们今后工作很有好处。我说：我们深刻体会到主席让我们下农村锻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年的下放劳动锻炼，收获确实很大，将使我受益终身。毛主席笑着说：你有了新的认识和感受，这就是进步。你还要经受多方面的锻炼、考验和学习，才能增长知识和进步。要经风雨，不要怕挫折，怕犯错误。要吃一堑长一智。什么万事如意、一帆风顺，谁能做得到哇！我连连点头说：主席讲得很深刻，我要铭记心中。"

       罗光禄同志从石门回到毛主席身边不久，响应毛主席带头裁减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号召，于1963年5月到二机部（核工业部）工作，先后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二机部组织部副部长、大庆办主任。罗光禄在《回忆毛主席》（304—305页）中说——   
      “1962年，毛主席派我和孙勇为正副组长带一个小组（组员有卫士张仙鹏、干部小陈、理发员小钱）去湖南常德专区石门县调查。那是湘北的贫困小县，生活比较艰苦。临走那天，毛主席对我们说“我们要处处想到群众，要了解大多数群众想什么、要求什么，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来研究决定政策。因此一定要得到群众的实话。我希望同志们下去多做调查，首先要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为什么要劳动？第一，劳动锻炼人；第二，通过劳动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和群众搞好关系。他们才会同你讲实话，真正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要求什么。”
    到了石门，我们和农民一块种地。上半年搞了半年劳动，下半年了解农村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期间进行第一次时间较长、也是最后一次调查。

    五六十年代，毛主席有计划地布置警卫战士和身边工作人员回乡探亲搞调查。高秘书回陕西两次，我也回四川两次，我回到家乡，找自己的亲戚朋友和乡亲们聊天访问，他们想什么说什么，我都如实记下来，重点写他们对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反映，我整理了一个调查材料呈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很重视，他指示我把这个材料送给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看，并说：“这个材料上反映的一些问题，请设法解决。”    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取得第一手材料，你们要轮流回去了解家乡群众的情况，回来都要写出一份实事求是的材料。”
   毛主席派身边工作人员有计划地下去调查来往旅差费应该由公家报销，可是毛主席不让公家出钱，自己拿出他的稿费来开支，平均每人发给200或300元。
   1960年12月26日，毛主席过67岁生日时，他写信给林克、高智、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汪东兴等七同志，派他们到河南信阳地区调查。不久，又派汪东兴到江西工作了一段。1961年1月20日，毛主席又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各率一个小组到广东、湖南、浙江农村调查。"        


      张仙鹏回北京后响应毛主席带头裁减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号召，于1963年到黑龙江省从公社副书记成长为副省长，1993年退休。他在《为了人民》 （636页——637页）中说——

       “毛主席为了使我们在政治上迅速地成长起来，决定我们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1961年起，开始分期分批地去锻炼。——1962年2月，第一批下放锻炼的同志还没回来，主席又决定下放第二批。我临走前，主席情深意长地对我说：“你快走了，我再向你讲点政治。这次下去锻炼，可以学点政治，你要服从党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有的同志英勇牺牲了，有的同志消极怠工了，有的投降了，有的脱党了，像我们这些人都是坚持下来的。你们没有经受什么风险，你们要锻炼，要有坚定的立场，要有彻底为人民服务精神，为革命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应该的。我这样想过，坐火车无非是翻死，坐汽车无非是撞死，坐轮船无非是淹死，无非是被特务打死。我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就是准备不回来的，但是，死又有什么要紧呢？”

       五位同志中的陈长江同志，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前后共27年，是建国后担任毛泽东警卫时间最长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带领的警卫一中队全权负责毛泽东主席的警卫、日常生活，基本上寸步不离。毛主席晚年重病长期卧床，陈长江不仅担任警卫工作，而且还当起了保姆。毛主席去世后，陈长江率领警卫中队负责毛主席的善后工作，一直到1977年8月29日将毛主席遗体护送安放在纪念堂。1985年起，陈长江任中央警卫局办公室副师职参谋，并兼任毛泽东故居开放办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