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概述（三）

津市吴若愚

《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

概述（三）

谭远辉

        二、雪花错落金盘高
       清代，津市的商贸和城镇发展达到鼎盛。于是，我们思考着一个问题:澧州与新洲都曾为澧水流域行政中心，津市位于两者之间，其繁荣不亚于两地甚至有过之，然而历代的当政者却从未考虑在津市设治，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应该是津市混杂着南来北往的商旅，人员构成复杂，帮派丛生，控制不易。这在民国时期有充分的体现。在方志中也有明确的表述。
      “津市，州东二十里，为商贾舟楫所会。市长数里，约万余户。人杂事繁，奸匪易藏，颇称难治。”(乾隆《直隶澧州志林》)
      这时，明代的“千家之聚”扩展到“约万余户”。当然这有夸张的成分，但由此看出，清代的津市已是今非昔比。到清代晚期，形成堪与州城媲美的城市规模。
     “街长七里零，直街三条，中为正街，后为后街，前为河街。
     “舳舻蚁集，商贾云臻，连阁千重，炊烟万户。”(同治《直隶澧州志》)
      由是，津市作为港口城市的繁荣景象便如电影镜头般呈现在我们眼前:
     码头边船主南腔北调的吆喝声此伏彼起，河岸上嬉笑怒骂的挑夫接踵摩肩。兰江上晚霞映耀着悠婉的渔光曲，田野里暮烟飘散着呕哑的牧牛歌。这边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那边是村俚清籁、垂柳风篁。津市在喧嚷与安谧中平衡着祥和，在尔虞我诈、明争暗夺中生发出隆昌。
     津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清乾隆四年(1739)木刻的“八码头公牌”，八个码头从上至下依次为:罗家坡、关爷楼、大码头、观音桥、新码头、新店坊、永宁巷、汤家巷。八码头公牌便是津市繁荣兴盛的码头文化的写照。
     津市的繁华定然伴随着治安的隐忧。津市是澧州的聚宝盆、摇钱树，津市治安不宁，州府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州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弹压控制。
     雍正十一年(1733)二月，“移湖南澧州嘉山镇巡检驻津市，仍兼查缉原管地方。从湖南巡抚赵弘恩请也。”(《清雍正实录》)
     乾隆三十二年(1767)二月，“吏部议覆:原任湖南巡抚常钓疏称......又澧州津市，商贩要路，原设巡检，不足以资弹压。而石门水南渡地方，亦系商民凑集之所，请将津市巡检移驻石门之水南渡。其津市，即令澧州州判驻扎。......均应如所请，从之。”(《清乾隆实录》)   
     巡检和州判先后设于津市，而且都是湖南巡抚奏清朝廷所设，凸显了津市治安环境的复杂和对于澧州经济的重要性。
     “自道光年间，大开海禁，西人之工于牟利者，接踵而来。”(郑观应《盛世危言》)
     海禁一开，洋人蜂拥而至，他们不仅带来了鸦片，还带来了很多中国人眼里的稀罕物。于是凡新奇的事物都冠上了一个“洋”字:洋船(机动轮船)、洋火(火柴)、洋油(煤油)洋马儿(自行车)、洋伞(铁骨布伞)、洋布(机织布)、洋装、洋酒、洋行、洋锹、西洋镜、出洋相、受洋罪等。于是，在津市不仅有大腹便便的土豪，长杉韦带的迁客；也有金发虬髯的传教士，西装革履的洋商。津市不啻为淘金者的乐园，冒险者的天堂。（未完待续）

                                                                  (谭远辉，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