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志 于 2017-4-18 10:52 编辑
前三十年人生琐忆（续二十五） 永志 我再次回教育战线，正处在“文革”后期，“新鲜事”还真不少。1975年，公社一级兴起办大学的风，安昌公社在大兴垸湖也办了一所这样的大学，大名“安昌公社五七大学”。我的表哥被调任五七大学的校长，他的回忆录是这样描写这所大学的：“所谓大学，实际上是半工半读的劳动中学。办班两个，一个高中程度的班级，一个初中程度的班级。教师6人，余子纯、李才学、毛乐夫、周光华、一个姓谭的老师和我。学校建在大兴湖大成寺旧址上，占有面积360亩。其中旱地10多亩，水田20来亩，水面330亩。”6个教师中只有我表哥彭逢淼是湖南师院毕业的大学生，其余都只是中学生。余子纯老师就曾在六合学校教书，和我同教初中班。
学院兄弟——彭逢淼（右）和弟弟彭逢楚 同时期在湖南师院和湖南大学读书
公社办大学本来和我关系不大，就连我的表哥任大学校长我也是2012年读了他的回忆录《荆棘人生路》才知道的。但因为有一年公社文教办发动所属各大队有初高中班学生的学校，集中到到大兴湖围湖造田，做为“五·七”大学的生产基地。这一下引起我的关注和不满意。我带队参加这一活动，几十名师生背着行李和粮食、蔬菜到远离家乡20多里的白粉嘴劳动。我情绪特别大，说了许多不合时宜的话。公社文教办负责人彭大中、覃和武与我的私交不错，但对我喜欢说怪话不满意。他们不知根据什么文件，说汪东兴解释什么是大学，“大学就是大家来办学”，我曾当面质疑。后来在一次全社教师会上，覃主任宣讲上级指示，说马克思说的学生一天要参加多少小时的体力劳动，要学工、学农，不能光坐在教室里死读书。我当即站起来发言：我所知道的是另一个马克思，他一贯反对童工，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现在的问题不是死读书而是不读书。全场老师哄堂大笑。还有一次全公社教师在“五·七”中学的操坪开会，公社分工管教育的党委丁安辉参加。文教办主任讲话，批评有的教师对办“五·七”大学有抵触情绪，讲怪话。我忍不住，发言辩解。因为丁安辉曾与我在白粉嘴大队办点，他了解我的为人和学识水平，倾向我的意见。他在最后总结发言时说办大学还得具备基本条件，至少要有读了大学的人当老师，连自己都没有上过大学，怎么能够教大学呢？
2012年元月17日，我出差安乡， 丁安辉（右）和我昔日的同事到宾馆看我
1976年发生天安门事件，从我的思想发展的轨迹来看，我自然而然地同情革命群众和学生运动。邓小平被打倒，我的思想更加压抑。毛泽东逝世，虽然我对他缔造新中国非常钦佩，但对他晚年一些说法和做法有看法。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早就大学毕业了，当时填写学历仅是“高中”，成了我的心病。毛泽东曾有一段最高指示，意思是我看大学还是要办的，是什么时代了，说这样的话还被称之为“最高指示”！当时举国上下痛悼领袖逝世，既有人民群众对领袖爱戴的真情实感，但也是“政治使然。”我异常冷静，虽然身处穷乡僻壤，仍然静待时局变化。一次，我作为共产党员在县城参加万人悼念活动，在会上我把上述想法写成了一首诗，在胡昆山、徐邦智、彭逢锐等一些朋友中间传阅。我认为表面上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实际上正在酝酿一场殊死斗争，这与历朝历代权力更替是一样的。粉碎“四人帮”，证实了我的猜测。
2012年元月，胡昆山到安乡金兴宾馆看我时告诉我，他还保存有 我在1976年安乡县委召开的全县共产党员追悼毛主席逝世的大会上写的打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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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18 10: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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