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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腊月廿八了。父母健在的时候，我和老婆、孩子是要回老家同父母一起过年的。可父母现已不在人世，自然就少了回老家的念头。忽然想起以前回家过年的情景，一幕幕清晰地在脑海里浮现。印象最深的是三个腊月廿八。 1974年我在公社机关当秘书。腊月廿八，我正准备回家过年。忽然接到何家铺大队民间艺人吴师傅打来电话，叫我到他家吃年饭。1968年，公社组织文艺宣传队，吴师傅带着我在水利工地演出，他打鼓兼导演，我吹笛子编节目。他对我关爱有加，情同父子。吴师傅生性乐观，天大困难也不皱眉头。那年月，农民的日子过得很苦。他家经常米缸见底。腊月廿六，生产队开仓发粮，吴师傅家分了24斤稻谷，他乐呵呵地一路哼着“送公粮”的小调，用围腰裙将那点宝贝稻谷兜回家，我也不知道这24斤谷子怎么变成大米的。
吴师傅当年是三间茅草屋。虽然家具简陋，但擦得干干净净。那时叫过革命化的春节，吃团年饭时，还是放了鞭炮，点了香烛，敬了祖宗、敬了菩萨，年饭虽然青菜多，白饭少，但红萝卜、白萝卜、大白菜、小白菜、坛子菜摆了一大桌，居然还看到了一钵肉、一只鸡，一碗小鱼。吴师傅的子女多，加上我这个特邀贵宾，真是济济一堂。人一上桌，便罗通扫北，风卷残云，不消片刻，筹备了好久的年饭就“胜利闭幕”。这餐饭，情深长，常回味，永难忘。
1983年腊月廿八，我和妻子带着两岁多的儿子回家过年。下午，坐公共汽车到县城，在县委办公室老领导尹主任家里吃晚饭，尹主任特意安排了一辆吉普车把我们送到小河口地段。空中下着细雨，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踏着泥泞的小路走过一片河洲，慢慢来到渡船码头。 这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没有星月，没有灯光，只有船上摆渡人的纸烟火星时明时灭。我提着大包小袋，妻子紧紧抱着儿子，小心翼翼地上了渡船。“吱呀”一声，船开动了。夜色像一张巨大的黑网笼罩着我们，寒冬凛冽的河风刮得脸冰冷生疼。当时心里着实感到害怕。如果船工摸黑找不准目标，或者船工起心不良，动起手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老船工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笑着说：“你放心，这里不是黑渡口，也不是才划船，闭着眼睛也找得到方向。”一句话说得我顿生愧疚。枯水季节，河面不宽，说着说着船就到岸了，不偏不倚正好停在码头边。我摸出5元钱，递给船工，船工说：“有散钱没有？只收5毛钱。”我说：“谢谢您老师傅，就当我给您买两瓶酒喝吧。”船工见我们硬要多给，只好把钱收下，他连连拱手说：“好，好，就收下你们这片心意吧，今后出门早一点，菩萨保佑你们一生平安。”“过河哟！”——几道手电光晃动，几声急促的呼渡从对岸传来，老船工又匆匆接下一批过渡人去了。 1998年，是戊寅年。那时候，机关里的车辆少，但比现在人情味浓，领导对普通干部特别关心。春节前夕，机关政工科和司机班根据顺路的原则，早早地排出了日程表，从腊月廿四开始，把机关干部一批批送到老家附近。腊月廿八，我和机关另两位干部及其老婆孩子坐一辆中巴车回乡。两位同事及其家人中途下车了，我是最后一个到点的。在六家渡到黄狮嘴的一条简易公路上，我忽然发现路旁有三个老人朝中巴车招手。我赶紧请司机停车，一看，原来是同一个村的老乡，记得有一位是国珍姐的老父亲刘福嗲。我连忙把老人扶到车上，谈笑着把三位送到家门口。听我弟弟说，刘福嗲好几天逢人就讲，我是坐新民的小车回来的哩。多年后，老人还重提此事。 那天父亲早早站在路旁等候着我们。吃过中饭，父亲就安排我书写对联。父亲想词，我挥毫书写。大门两边是“勤俭旧家风，须戒骄奢修懿德；文明新世纪，宜贻经史养英才”。横批是：“爱我中华”。多年来两边对联虽时有变化，但这个横批却从未换过，因父母的两个孙子分别叫耀中、耀华，这个横批最能表达老人爱祖国、爱孙子的双重情感。父母卧室的房门对联是“子孝媳贤痴翁得厚福，孙英女慧慈母享高年”，父亲认为这副对联是他的得意之作，十多年一字不改，每年写一次。
在父母身边过春节是最快乐、最幸福、最温馨的，也是感觉时间过得最快的。每到正月初三，我们兄弟姐妹又各奔东西，返回各自的工作单位。临行时，父母总是把我们送上大堤，含着热泪，千叮咛，万嘱咐。我三步两回头，招手喊着爸爸、妈妈您回家吧。老人站在路旁的树边也在招手，白发在寒风中飘动。我喊着喊着，眼泪刷地流淌下来。 三个腊月二十八，分别代表上世纪三个经济状况不同的年代。时运转，情未变。追忆以前过年的日子，缅怀父母双亲，不禁潸然泪下，无穷感恩和忏悔涌上心头。此时，我再一次想起新华网深圳网友李卫红女士在博文中写的那句话：“珍惜有父母的日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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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1-26 17:19:09
发表于 2025-1-26 18: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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