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名运正，字晓晴。1923年出生于汉寿县毓德铺乡永固村，2010年病故于上海。幼年时苦读私塾，少年时在家务农，青年时因小腿严重溃疡，去毓德铺集镇店铺学徒、帮工、经商。解放初，曾担任商会主席，负责商品采购。1954年大水，店铺被淹后搬迁到崔家桥，仍无力回天，乃弃商务农。
农村建立高级合作社后，一直在本地高级社、大队担任秘书（会计）职务。一身正气，为人正派、办事公正、多行善事，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尊重。
1962年，参军入伍还不被人们普遍接受，堂兄必余有意参军，伯父受“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传统思想影响，极力阻止，并说：“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就是不让你走”。没办法，堂兄只好求助父亲，父亲反复做伯父的工作：“解放了，不是过去，不抓壮丁，都是自愿参军，‘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他当兵去了，你就成了军属，还可以得到照顾，让他去吧！”伯父被父亲说服了，堂兄当上了海军，在宁波放电影，当时好多人羡慕不已。
1963年，我哥希贤也应证入伍当了空军，在上海虹桥机场做给养工作，后来还咬破手指写血书申请到越南参加了援越抗美战争。1970年，我与一个堂侄同时应征入伍当陆军，其后，还有堂侄先后当兵。因此后来有人称我们是“军人之家，海陆空齐全”。
还是1963年，毓德铺信用社要增加一名会计，他们看中了父亲的人品与能力，要调父亲到信用社去。当时的大队支书文化水平低，很多事情都要倚靠父亲，不让他走，公社党委也认为永固大队不能缺少父亲，父亲只好以大局为重。为了不使信用社失望，父亲还特地为他们推荐了一个合适的人。
1958年大跃至1959年，农村大修水利，毓德铺公社一共修了4座小（二）型水库，我们大队的五尺碑水库最大，蓄水量37万立方米，但灌溉面积有限，只有靠近水库的两个生产队受益，远离水库的三个生产队时常受旱，而水库里的水却用不完。为解决这一问题，父亲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渠道沿山脚开挖，将水引到东南方向的三个生产队。1963年，他开始了勘察设计，那年我11岁，有时把我当作他的小助手，帮忙拿把算盘或一杆五尺长的水平尺。
说是勘察设计，除了五尺长的水平尺，一把算盘，再没有其他任何仪器设备。父亲削了很多竹片，用一个布袋子装着，把竹片钉在地上，架上水平尺，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再用算盘算，又记录在本子上，标注在竹片上，现在想来肯定是测量结果，高差、土方什么的。后来见到全大队很多劳力挖渠道，有的地方挖得深，有的地段挖得浅，有两处地方要经过小山梁，土门很深，就用打隧道的方法穿过。因为我们那里地下都是坚硬的红壤，常年流水冲刷，也不用担心会垮塌。
路过我们生产队的一段，就在我们家的下面不远处，那时“双枪”季节，每天晚上都要扯秧到十一二点钟，收工后，年轻人都是就便在渠道里洗个澡，回家直接上床睡觉。
1967年“文革”时，社会上兴起一股风，要把地主富农超出生产队平均工分标准的工分砍掉，父亲觉得既不符合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合情理。是时他在车家冲生产队办点，说服全队社员不要跟风。事后很多年，车家冲的社员特别是一批地富子弟还经常谈及此事，对父亲心存感激。
父亲在经营管理方面具有独到的能力，永固大队经常领跑全公社，我家所在的瓦窑冲更是常领风骚。1968年，瓦窑冲每个劳动日单价0.48元，为全公社第一，是最低队0.05元的近10倍。
1970年，县内组织一批公社、大队干部到韶山等地参观学习，回来后其他地方未引起反响，惟父亲在全大队迅速掀起敬仰毛主席的活动，县革命委员会给予高度肯定，写成《红太阳照亮了永固大队》的长篇通讯，印发全县学习，一时引发全县数千人前来参观学习。
大队的主要领导是书记、大队长，秘书次之，但是，在永固大队起核心作用的是父亲，不是因为他资历长，年龄长，而是因为他责任性强，为人正派，处事公正，受人信赖。1979年，永固大队完成上交公粮全公社第一，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周菊秋亲自撰写表彰通报，单单表扬他，而不提及其他几位大队干部。书记、大队长等大队干部换了很多人，就他几十年不动，本有两次机会可以脱离农村担任国家工作人员，但怕影响大队工作，上级没让他走。
担任高级社、大队秘书（会计）工作二三十年，两袖清风，不仅从不贪占，而且慷慨大方。那时农村经济还比较困难，上级领导和部门人员经常下乡，很多人都不愿意把他们带回家里吃饭，惟父亲热情款待，省己待客，常年如此。加上母亲非常贤惠，做得一手好饭菜，客人来了总想办法多做两个菜，上级领导和部门人员也乐意到我家吃饭。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习惯，来了客人大队干部不往自家带，直接带到我们家，父亲既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也建立了非常好的人脉关系。
因为父亲性格耿直，坚持原则，某些人的私利没有满足，在“文革“期间，有人想陷害父亲，公开造谣说父亲参加过国民党，是国民党员。还利诱一名国民党员说：”只要你说陈晓晴是国民党，与你一起参加过国民党的会议，以后保证不再批斗你了“。这个国民党员一口否认：”陈晓晴不是国民党，我从来冇与他开过会“。此人还不死心，找到公社告状说父亲是国民党员，特派员黄伏堂生气地说：“真是瞎胡闹，谁是国民党员我还不清楚吗？档案上都有记载。”
1984年父亲申请退休，把位子让给年轻人，公社党委旋即聘请他到企业门市部重操经商旧业，帮助一批外行变成内行。他原本抽烟，身在南货柜抽烟别人总会有些闲话，瓜田李下，自避嫌疑，硬是把烟给戒了。
一年后因看不惯某领导的不实作风，父亲毅然辞职。已经营商店一年多的廖富祥听说后，卷起父亲的铺盖行李，不由分说径直搬到自己的小店，不要父亲一分钱的本钱，要与父亲合伙经营。由于父亲是当地商界元老，善于经营，不久生意便大为改观。同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有了较大地改善，不仅不要我们贴补，近七十岁还供养小弟完成大学学业，七十岁才回家休息。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在老家载树种花，环境收拾得很舒适，我会经常回家看看两位老人，顺便也享受一下安静的田园生活。
1997年11月，小弟陈鑫在上海的生意有了一点起色，自己经营2家小店铺，还给别人的2家小店铺供货。父亲又有些闲不住了，与母亲一起千里迢迢来到上海，一个记账管钱，一个买菜做饭。
第一次如此长时间离开老家，未免有些思乡。父亲写道：“沪地虽安乐，梦在故乡游，来年春暖日，结伴踏归途”。如此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1999年5月回到汉寿，父亲又写了“昨日在沪地，今朝到湖南，借问有多远，路隔万重山”这首小诗。
此后几年，父亲几次往返于湘沪之间，两头牵挂：“人老体弱凭倚赖，东走西奔又一年。儿女情深书不尽，来时欣喜别时难。”
2004年，父亲已是81岁高龄，才与母亲一起来上海定住。其时，小弟、大弟和我已先后在上海安家，三个小家庭十多号人经常聚在一起，让父母享受天伦之乐。
他曾写道：“子女虽多，天涯海角，残躯已老，急待扶持。幸子女之好学，各安其业，承祖德之余辉，瓜瓞连绵。来沪两年，儿媳待之若客，问寒问暖，有病登院医治。沪地风光，四季分明。群楼广厦，高耸入云。政策稳定，工商繁荣。经济发达，遐迩闻名。地铁饶市，高架满城。跨黄浦之大桥，巍峨腾空。登东方之明珠，犹上九天。虹桥客机，飞遍世界各地；浦东新区，引来万国商人。过去的英法租界，今天的繁华商城。文明城市，东方美人。孙先生之故居，静住香山。陈将军之雕塑，耸立黄浦。由于观光时间之短，都市之阔，名胜之多，非老朽所能及。”
俗话说：“七十不当家，八十不理事”，父亲虽然已是八十多岁高龄，仍然管事，经常询问经营情况，传授他的经商理念，还拿祖父写的对联教育我们：“同伴有常规，真心克己；生财无别法，厚意待人”。正因为如此，小弟总是把客人放在第一位，与商业伙伴合作共赢。
父亲来上海后，仍然行善不止，多次汇款、请人顺便带钱给生活困难的乡亲和过去的朋友。高桥、松林湾、五尺碑几个村民小组电压低，他捐款2万元购买变压器；永固村修建水泥公路，捐款8万元；维修双红桥捐款1万元……
2004年8月，父亲向永固小学的老师、同学及其家长发出《公开信》，对永固小学1～5年级，每个班级每个学期排名前几名的优秀老师和学生，给予100至200元的现金奖励，对永固藉学生考上汉寿一中和全国重点大学的学生，分别给予1000元、2000元的奖励。2007年，中共常德市委、常德市人民政府授予他“新农村建设先进个人”光荣称号。
2010年，父亲已经无力行走，终日呆在床上，或坐或卧，但头脑仍然非常清晰，天天看电视、看报，了解天下大事。主持编修《陈氏图谱》，对每个家庭成员的文字介绍和图片进行审查。
是年9月8日，父亲病逝于上海龙华医院，他善良、光彩、坚定地走完了87年的人生之路。正像前不久故去的老县长解正南，在父亲80岁寿诞时所书对联“历两朝岁月，任是是非非坚行正道；经八旬春秋，随坷坷坎坎稳迈前程”。犹如他幼时的老同学，刘子文先生所赠对联：“两袖清风传后世，一生美德在人间”。
11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隆重举行父亲追悼大会，大厅中央墙壁悬挂父亲遗像，两边悬挂我哥撰写的嵌有父亲晓晴二字的巨幅对联：“晓之以理，吾父教诲胜孔丘；晴天霹雳，家翁驾鹤谒玉皇”。前往凭吊的亲朋好友230余人，原株洲日报总编、株洲市文联主席姚天元先生在致悼词时，给予父亲很高的评价。
父亲后事结束后，我们按照他的遗嘱，将他的最后一次党费1000元，交给了前来吊唁的镇、村领导。此事反映到县组织部后，汉寿县电视台专门作了报道。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7-4-25 16:01:00
发表于 2017-4-25 16:17:59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