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支农《十年津澧路 （棠华篇.9）》

听涛

                      首次支农
           《十年津澧路 （棠华篇.9）》

       四月下旬的一个周末下午，天气晴朗，公社联校（那时叫公社教革会）在我们学校的小操坪召开教师大会，学校还没有修建礼堂，从几个教室搬出板凳摆在操坪就成了简易会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教师大会，发现全公社的公民办教师的队伍那么庞大，一百多人呢，这还不包括请假没来参会的。据老师介绍，每个大队都办了学校，其中大部分是七年制学校，从小学到初中，一条龙。有个别大队除主校外，还办了分校。

      至于一个大队为何要办个分校，老师是这样说的：因为是山区，大队的范围很大，农户也住得分散，刚发蒙的小孩子每天跑较远的山路上学非常困难，尤其是雨天，于是个别大队对距离学校太远的生产队另外设立了一所学校，只招靠近这里的个别生产队的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学生人数少，只安排一个老师，叫做 “复式班”，教室就在房屋宽敞的社员家里，在老师的安排下，一个年级的学生听课，另一个年级的学生自习或做作业，学生习惯了后，相互间不会产生干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和学生一道参加 “野营拉练”，是那时候 “学军” 的一项活动，在元末农民起义的陈友谅曾经驻扎过军队的红岩寨下，受好奇心驱使，到一户社员家里的复式班参观过。这种 “复式班” 教学模式只适合于学生人数很少的情况，现在当然不会采用了，学生人数太少的话，就将学校拆了。

      教师大会开会之前是非常热闹的，他们几乎都是熟人，和别学校的老师唠嗑，外校的教师虽然没有和我认识，但大都都知道我们是新分配来的，有好几位年轻老师也主动找我们来聊天。

      那次教师会由公社教革会聂廷舫主持，是我们学校孟祥华老师的丈夫，在文革前是联校长，几年后调到区教革会，然后有调到官垸中学去了。大会除总结全公社各学校在新学期两个月的情况以外，主要就是根据县教育局和公社党委的意见，宣布放春插假的安排。山区的春插比我们安乡晚，安乡的口号是 “插完早稻庆五一”，春插已基本结束了。根据安排，假期一共十天，最后补一天休息。民办教师各回各队参加劳动，本公社的公办教师，都安排到本大队，非本公社的则分散安排到没有公办教师的大队，要求当天赶到大队报到。我被安排到与白衣公社相邻的官堰大队。

      散会后到朱传生老师那里领了粮票，就带着简单的行装跟随周运英老师去官堰。她是双堰学校的民办教师，得知我安排到官堰，会议未结束时，她就告诉我：她是官堰的，可以顺便带我去。我上课还只有三周，到棠华也还不到一个月，情况很不熟悉，她说带我去我当然高兴。这个身材高挑的大眼睛姑娘性格开朗大方，她是文革前初中毕业生，被安排大队学校教书，到官堰后才知道她的父亲就是大队书记周雪河。第二年大学恢复招生，她成为了武汉大学生物系的一名工农兵学员 ，三年后我们又成了渡口中学的同事，真是山不转水转 。

     沿那条简易公路个把钟头就到了官堰，跟随周运英很快就找到了他父亲。周书记五十左右，个头较高，短发，样子很干练，同在那里的还有大队副书记周永海，他们已经从公社电话通知得知此事，简单商量了一下，说把我安排到六队。周书记把我带到公路边的六生产队，把我交给了该队的政治队长。那时，每个生产队有两个队长，一个政治队长，一个生产队长，其分工类似连队的指导员和连长。

     政治队长比我稍矮，大约一米六，很壮实，面容憨厚，也姓陈，叫陈方斌，我发觉他的排行比我高两辈呢！我的名字没有按排行起，他看不出来，为减少尴尬，我就没有点明。他把我安排在他家餐宿。四十多岁的夫妇倆就一个女儿，叫水珍，正在上小学。事情就是这么巧，两年后官堰学校的初中班并入棠华中学，我教了她一个学期，四年后她考到渡口中学读高中，恰巧编到了我的班上，岁月匆匆，她现在已经当了奶奶，近几年那个高中班的多次举行同学聚会，我们每次都能够见面。

     陈队长家的房子在公路西侧一条山峪的北面一座山的下部接近峪底，距公路大约三百多米，屋前禾场的坡下有几坵水田，峪底有一条小溪，房屋的右后方约五十米处靠上一点有一个水塘，放眼周围一共只有稀疏的四五户人家。打量了一下他的家庭环境，估计其经济条件在队里可能是算最好的，因为有劳力而且负担轻嘛。几间瓦房比较宽敞整洁，房屋旁猪舍里有猪，屋前有一群鸡，灶膛上方还挂着好些熏肉。后来得知他家每年都杀年猪，难怪呢！房屋周围的树木也郁郁葱葱，长得很茂盛。他家女主人已经收拾好了一间给我住的房间。住下来后获知，公路穿过这个生产队，公路两边都有生产队的田土。

     我喜欢在山村居住，因为我家在湖区，不仅没有山，就连看一眼矗立在四五十里开外的两省交界处的黄山头和新洲的嘉山那隐隐约约的淡蓝山影，也得走到没有树木遮挡的大河河堤上才行。天气情况特好时，也可以望见临澧县那更远更高的的山峦，几座山形似笔架，大人们说那叫笔架山。这些山都可望而不可及。

      六队人口不多，水田也不是太多，但地盘可不小！全队范围内有好几条山峪，奇怪的是，要去本队的有些稻田，却要经过别的生产队的地盘，距陈队长家最远的稻田竟然有五六里路远！

      我们安排到生产队的任务就是参加集体劳动，没有其他要求。期间，全部社员每天都投入到春插中。这里是丘陵地区，没有像样的大片水田，多数是分布在山脚下的数目众多的高差不大面积也小的塝田，一块稻田面积能够上亩的很少，多数一块水田就只几分地，有的小块梯田描绘为 “蓑衣坵”  “斗笠坵”，足见其面积之小。山峪里最大的一块水田也不过两亩，哪像我家乡都是清一色五亩一块。犁田整田这类活计由一些精通农活的年龄偏大的社员去做，绝大多数男女社员都插秧。

     由于六队在公路两旁都有田，有时必须在公路上走一段路，这种体验至今令我心有余悸：公路表面全部铺的是由大块石头敲成的乒乓球般大小的有棱有角的小石子，从小惯于赤脚在水乡走路的我，再滑的路我也不曾摔跤，但对这碎石路面，快步走也痛，巅着脚尖走更痛，而且又不是只走一二十米，往往要走一两百米，硌得脚板那真的是钻心的痛，倘若一不小心脚尖碰到了锋利的石头，脚趾会受伤流血，我只得采取特殊的走姿---将脚板的外沿轻轻着地。反观那些走惯了山区石子路的社员却无事一样，真佩服他们！公路边的几块田，尽管面积不大，但采用划行器拉格子，栽得特别整齐，如果公社和大队来检查，这是第一印象，不容马虎。这种田，当时也有名字的，叫做 “路边田”。

     需要说明的是，社员出工参加田间劳动，是没有人穿鞋子的，全都打赤脚。

     在这里的十天，生活比学校的要好，女主人把菜园管理得很好，菜园里农家时令蔬菜供应充足，而且每天都有鸡蛋做菜，还吃过几餐腊肉。这十天，生产队没有专门开过大会，有什么事，两个队长只需在人员比较集中的田间说一下。我习惯孤独，不擅交际。白天，除个别小年轻间或与我闲扯几句，包括文革中的一些大事件，和其他的人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那时候没有小说阅读，下队时只好将那本部队赠送的袖珍毛选合订本带了去。晚上，万籁俱寂，坐在床上，就着煤油灯，将合订本随手翻阅一会，便脱衣睡觉，毕竟白天的劳动还是辛苦的，在远方传来的熟悉的蛙鸣中睡得安稳。十天后，我向陈队长告别，返回学校，他从房里取出一张印有彩色图案的纸片给我，我一看，是商店卖的做奖状用的纸，是大队安排人写的 “感谢信”，盖着大队支部的红印章，具体内容记不清楚了，大意是感谢我对农业生产的支援吧。

     这十天，多半是阴雨天，我每天都和社员们一道插秧，虽然我插得不快，但因为稻田面积都比较小，一仪秧没插几下就到了头，这掩盖了我不佳的插秧速度。生产队每天都出早工，家庭主妇例外，她们在家准备早饭。陈队长对我很照顾，有好几次，他出早工都没有叫上我，见我没有醒，就一个人悄悄地出门了。生产队也经常出晚工，叫 “打夜工”，陈队长坚持不让我参加，说山坡梯田那里全是小土埂子，路滑，天黑看不清，又不熟悉，容易滑落田砊受伤。我就没有出过夜工。

那个时代统一定的支付生活费标准，每天一斤半粮票，四毛五分钱，我离开时，我按标准付粮票和生活费，尽管主人坚辞不收，我也得给。

     我回到学校后，得知每个老师都有这么一张感谢信，这也许是公社统一制定的标准吧。

     参加工作后的首次支农，就这样平平淡淡结束了。两年后春插假，就有个不平淡的结尾，那是后话，到时候再说吧。


  2021年和学生聚会，陈水珍已经当奶奶啦。

听涛

因为陈队长家条件比较好，大队多次将下队干部安排在他家餐宿。

老涵

写的很细腻，我们那时都经历过支农的劳动锻炼。凡是农忙就要放假到队里或插秧，或双枪。不过没有到别队劳动，都是到所居住的队干活。

蔡明星

欣赏支持，周末愉快！

龙阳呈祥

拜读听涛老师佳作，欣赏学习，衷心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