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樟树堰》（5）

津市吴若愚

散   文

—当代—

                                                                          --彭淼

樟树堰

四

                我不是替伟人作传，因此无法遵循孔夫子“为尊者讳”的圣训，在叙述先人的经历时我无法回避一些重大的事实，在此，先向九泉之下的亲人们道歉!
                正是伯父在北湖工地那段时间，伯母与一位大队干部有了私情。此人也是本族的一位长辈(按辈分应该是我的祖辈，恕我隐去他的名字)，是一个心机如壑、手段狠辣的人物。至于这段私情是如何发生的，母亲他们说起时多有隐讳，但我相信这样一个过程伯父不在家的日子，给觊觎已久的某人制造了机会。伯母在家照护几个娃儿，要让他们吃饱，趁夜色去扯些灰萝卜是有可能的，此人借机抓住把柄，胁迫利诱之下，伯母迫不得已委身于他。这段私情持续时间不长，后来剧情反转也基本上印证了这一推理。伯父不是聋子，从北湖工地回来后就听到和感觉到这一屈辱的事实，但他选择了隐忍和沉默。作为一个戎马半生的人，怎么能吞下这杯苦酒，我一直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我想，或许是伯母凄苦的命运，抑或是见过太多的生死，更有可能是可怜无助的儿女，等等等等，都有足够的力量令他缄默。
               《马太福音》第三章中写道:“主啊，求你将我们的罪孽洗除干净，并结束我们的罪，因我们知道我们的过错，我们的罪在我们面前。哦，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们，我们就干净了，求你洗涤我们，我们就比雪更白。”一场春雪融化之后，伯父用隐忍唤回了伯母，但伯母的厄运却就此降临。1960年新“三反”运动，大队抓出几个潜藏的阶级异已分子，伯母名列其中。其罪状是大地主余孽、偷盗集体财产。为此，伯父找公社领导申述，说伯母的过去只不过是她个人的苦难，大地主的罪恶不至于由她来赎买。领导说:“世庆同志，你虽然对革命有过功，但政治上过于糊涂，哪怕是夫妻，也要注意阶级成分，要与异已分子划清界限。”伯父蔫蔫回家的路上，一顶“地主婆”的高帽已稳稳地戴在了伯母的头上，这一戴就是二十年。
                我仍记得七十年代初，大队每逢运动就会开“四类分子”斗争会，伯母就被捆着跪在会台上，脖子上挂着“地主婆”的牌子，头上戴着用报纸糊的高筒帽，台下的群众在会议主持人的带领下高呼口号，我的叔伯兄弟们在人丛中隐泣，而坐在主席台上的某人得意地吡笑，那颗镀金的假牙闪着黄灿灿的光。
                在网上查阅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资料时，我看到过一张照片，那是一位年轻漂亮的犹太女孩跪倒在几名德国军官的脚下，脸上写满了祈求。照片的配文中写到，这名女孩正在祈求军官不要枪杀她，她愿意奉献青春的胴体以换取生存的机会。这张照片深深地震撼了我，我不是为女孩软弱的膝盖而可惜，而是为生命的无辜而悲叹。在生死面前，最无辜的人往往最柔弱，最忠诚的人往往最残暴(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我们没有权利去责难暴政下的牺牲，我们只需记住那疯狂年代里的苦难。（未完待续）

摘自《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文艺卷   文学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