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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湖南人百年辉煌史之郭嵩焘
陈希奇
郭嵩焘,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字筠仙,号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更是中国首位驻外使节。是晚清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被誉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他在外交、思想、洋务运动及文化教育等领域均有突出贡献,他的一生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书写着湖南人的骄傲与辉煌。 郭嵩焘18岁入长沙岳麓书院,与同学曾国藩、刘蓉结为“金兰”。他们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共同为中国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郭嵩焘1847年进士,1854年至1856年辅佐曾国藩,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他力劝曾国藩办理团练,并到益阳、宁乡等地筹集十余万金。他在南昌与太平军作战时,认识到水师的重要性,代江忠源上《请置战舰练水师疏》,是提议创办湘江水师的第一人。他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提出“厘金制度”,设置“盐厘”,以解决湘军饷源问题。1855年受曾国藩之命下江南筹饷及购置军火,在上海参观西式事物,结识李善兰等,初涉洋务。这一阶段,为湘军的创建和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湘军获胜起到了重要作用。 1856年,郭嵩焘辞职回湘阴县城主讲仰高书院。1857年奉诏赴京,以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后随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办理天津防务,因功赏戴花翎。不久,奉旨赴山东沿海稽查税务。在京供职3年,咸丰帝先后5次召见,详询军政治乱之道。郭嵩焘深感国事衰败,帝王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遂于1860年再次辞职回湘阴,开始撰写《绥边征实》一书。 1862年经李鸿章举荐,郭嵩焘出任苏松粮道,旋即调任两淮盐运使,次年任广东巡抚。与冯桂芬合力创办上海广方言馆,处理潮州英国人入城事件。因捕盗、筹饷、清理积案有功,被赐二品顶戴。后因督抚交恶、粤绅诋毁,于1866年辞职返乡,闲居八年,著成《湘阴县图志》,参与编修《湖南通志》,还曾掌教城南书院。 郭嵩焘是中国最早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早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就曾在浙江亲自参与抗英斗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又在天津亲自参与海防事宜。1862年任苏松粮道,与外国人打过交道。通过这些事件,他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历史趋势。他利用一切机会,虚心了解和体察西方情势,而且通过对现实和历史经验的研究,认真总结“驭夷之道”。1874年,郭嵩焘再次奉诏入京,于次年调任礼部左侍郎,后出使英国,任中国驻英公使,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公使。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他打破“天朝上国”的陈旧观念,主动与西方国家平等交往,为晚清外交开辟新路径。后经郭嵩焘交涉,于1878年在新加坡成功设立中国第一个领事馆,同年兼任法国公使。 在英法期间,他积极开展外交工作,广泛接触西方学者及世界名流,精心考究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国防、民俗、教育等得失情况,向清廷提出效法西方修铁路、设电报、开矿山、办工厂等建议。他坚持《万国公约》准则,有力地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尊严,为加强中国对世界的交流与了解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郭嵩焘主张通过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支持翻译《万国公法》,为清廷处理外交争端提供法律依据。他提出“西洋立国,本于政教修明”的见解,主张中国应向西方学习。主张发展民营经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铁路、矿业等建设。他将出使西方的见闻著成《使西纪程》,主张中国应打开国门,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虽遭毁版,但对当时国人了解西方有一定的启蒙作用。他呼吁注重教育,兴办学校,派遣留学生,认为教育对国家“富强之术”尤其重要,应该效法西方,讲求“实学”。 因郭嵩焘所著《使西纪程》,遭国内大臣抨击,颇受争议,再加上副使刘锡鸿暗中诋毁等原因,1879年郭嵩焘被召回国。回国后虽蛰居乡野,仍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就时事外交上疏朝廷,晚年在湖南开设禁烟会,宣传禁烟。并先后主讲于城南书院、思贤讲舍,著述谈论洋务、新政等,1889年著成《玉池老人自叙》。1891年病逝,李鸿章请奏为其立传、赐谥,因颇受争议,未得允准。 郭嵩焘晚年致力于西学东渐,他在湖南创办新式学堂,引入西方科学与教育理念。虽屡遭守旧派非议,他仍坚持改革,笔耕不辍,著书立说,影响深远。其思想开放,为后世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郭嵩焘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礼记质疑》《大学中庸质疑》《订正家礼》《周易释例》《毛诗约义》《绥边征实》《养知书屋遗集》等。 郭嵩焘是晚清少有的兼具国际视野与改革胆识的人物。他以外交实践打开国门,以思想启蒙挑战传统,虽受时代局限未能实现抱负,却为中国的近代化转型播下种子。他以其卓越的见识、勇气和贡献,在晚清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梁启超评价其为“最了解西方文明之中国人”,其贡献在思想启蒙与中西交流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郭嵩焘自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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