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老中华街的春天》（2）

津市吴若愚

散   文

—当代—

                                                                                           --宗湘元

老中华街的春天

              （接上页）我一直以为老中华街是没有春天的，灰白的街道，黑色的老屋，统一着蓝布装的人群。人们紧张地忙碌着，仿佛一台永不停歇的机械，不苟言笑的模样像极了灰白街道那冰冷的气息。
               直到有一天，一次意外的发现，才改变了我对老中华街的认识。那天我行至无线电厂西端，正走过一户紧挨无线电厂的老屋时，一道蓬檐木门打开了，一个人从窄窄的院子里走了出来，在他转身关门的一刹那，我看见墙角种着几株鲜艳的红色的花儿，周围用短木棍圈成一个小小的花圃，红红的花蕊在阴暗的一角，高高地耸立，悄然地绽放，像一个傲立尘世的女子，分外耀眼，没错，那是美人蕉，在墙角显得那么光芒四射，妖娆夺目。
               春天，老中华街的春天!在我以为春天已经在老中华街消失时，它以一种摄人心魄的形象出现了，我第一眼感受的不仅仅是花儿惊艳的美丽，更有一种难以言述的辛酸。
              发小的遭遇让我深感春寒的料峭，而另一位小女孩的出现让老中华街的春天又多了一抹凝重的色彩。
              这小女孩姓甚名谁，至今都不为所知，只知道她大约五六岁，母亲姓刘。她没有家，我家对面露天的垃圾坑就是她的家。她母亲从乡下把她带到城里，地生人疏，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哪里去给她布置一个遮风挡雨的家。可这难不住苦命的娘俩。
                我家对面是一个荒置的垃圾区，地方不大，呈三角形。每天早上，摊担一个挨着一个。刘大姐见别人刺鳝鱼，也在垃圾坑前面弄了一个鳝鱼摊。一根尖刺钉在一个长凳上，手拿一把小刀，就开始吆喝起生意。那时鳝鱼不像现在身价贵得离谱，它和龟鳖一样都还是上不得席面的平价菜食。
                刘大姐旁边也有一个刺鳝鱼的摊贩，叫邓老二，刑满释放不久，五大三粗，整日喝得醉醺醺的，经常没事就拿刘大姐出气，路人看不过，可谁也不敢言语，实为市场一霸。刘大姐没少受他的欺负，也只能哭着忍气吞声，小女孩见娘被欺负，也陪着娘一起哭泣。邓老二见状得寸进尺，有一回借着酒疯要砸刘大姐的摊子，沉默的刘大姐终于爆发了，手拿尖刀要和他拼命，众人拦住才没使血案发生，刘大姐以命相搏，邓老二倒安静了几天。
               有一天早上，众人惊讶地发现垃圾坑多了一张床，原来刘大姐和她的小女儿就在垃圾坑里过夜。刘大姐很勤快，她把垃圾坑里的杂物收拾得干干净净，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张旧床，原本肮脏的垃圾坑在她勤劳的手上顿时成了临时的家园。虽然没有瓦，没有门，甚至连遮风挡雨都谈不上，但起码在城里有了一个家，刘大姐自食其力也该得到人们的尊重，可那个时代，鄙夷的眼光仍然充斥着灰白的街道。
                可刘大姐丝毫也不气馁，看着小女儿在她身边蹦来蹦去，她觉得生活再苦也是幸福的。灰蒙蒙的天，眼看一场大雨马上就要降临，刘大姐赶紧张罗着塑料布和竹竿，和小女儿一起，把床紧紧地包裹住，围成一个挡雨的简易透明间。晚上，大雨倾盆，家家户户都在黑暗的屋里安然入睡，可谁能体会刘大姐娘俩儿巴望着雨打在塑料布上小一点，再小一点，巴望着明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艳阳天。
               又过了一个清晨，我看见垃圾坑的一角多了一株红色的花儿，娇娇俏俏，不知是谁种上的，在风中摇曳生姿，煞是可爱。我疑心是无线电厂那位种花的人家栽种的，好像满大街只有他那里栽种，但也不敢确信，毕竟岁月在变，老中华街也不再是单一的灰白色彩了。
               种花的小女孩后来去了哪里，我不是很清楚。那一年，我家遇拆迁举家搬走，老中华街就成了童年的缩影。有一天，思念故园的我独自回了一趟老中华街，走在菜贩拥挤的街道上，远远地就看见了我的家，屋顶已经被拆毁，低矮的房檐还在，门早已不知去向，童年的炊烟，儿时的伙伴，对面种花的小女孩也不知去向。
              老中华街拆毁，是在多年之后了。熟悉的灰白色的街道，被富丽堂皇但有些冷清的商业街取代，那道抵御了无数次洪灾的防洪大堤还在岸边挺立着，周围种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在姹紫嫣红的花丛中，我想，有一株红红的花儿是小女孩留下的，记忆中依旧芬芳馥郁，只是，如烟的往事，儿时依依不舍的小人书摊，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华电影院，都淹没在防洪大堤外那湾深情的碧波里了......（完）

摘自《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文艺卷   文学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