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诗词诗人史料研究 (26)] 刘禹锡在中唐诗歌词体演化中的作用（1）

凌云清风

[常德诗词诗人史料研究 (26)]


       刘禹锡在中唐诗歌词体演化中的作用（1）


               凌 云 清 风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唐宋词作为一种新的诗歌体式产生于唐朝。而在唐朝又有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初唐至盛唐阶段，由于外来音乐与中华传统音乐的大融合催生了“燕乐”，伴随这种“新声”，在民间和宫廷中普遍出现了一种新的歌唱形式，其表现样本和史料依据主要是《敦煌曲子词》和唐教坊曲。这时主要还是民间和乐工的创作，文人直接创作曲子词和教坊曲词的很少，但是有一些文人创作的格律诗已配乐传唱，称为“声诗”。二是中唐阶段，较多的中唐诗人开始关注曲子词、教坊曲和民间诗歌，并依这些诗歌的曲调创作新词，处于鼎盛时期的格律诗体出现了向词体演化的迹象。其表现样本和史料依据是刘禹锡、白居易等中唐诗人创作的新词。三是晚唐五代阶段，更多的文人依据“燕乐”填写新词，大量文人词产生，词体的形式已经趋于成熟，只是这时的词体多为较短的小令。其表现样本和史料依据主要是五代后蜀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和南唐词人的作品。而在中唐诗歌的词体演化中，刘禹锡作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较大作用。                                                 
       一 首提“倚声”“依曲拍为句”确立词体质性    


   唐宋词是按照燕乐曲调填词，大多数句式长短不齐的诗歌形式。其特点是每首词都有较固定的词调和格律，“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概而言之，词体的质性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有一定格律；二是大多数句式长短不齐；三是按燕乐的曲调填词。其中，第三点是最重要的质性。   
   首先，词是在唐代格律诗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词的早期阶段，许多词调的句式仅是在绝、律等近体诗的格律上酌加增减。如《浣溪沙》，只是在七律基础上减去一联，或两首七绝，各减一句；平仄声韵都与近体律、绝没有多大变化。《鹧鸪天》，又是一首七律，不过破第五句的七言为三言偶句，并增一韵而已。其他如《定风波》《浪淘沙》《菩萨蛮》《卜算子》等词调均是如此。后来词调越来越多，格律比近体诗的绝、律更宽松、灵活，但基本上还是符合句中平仄相间，下句平仄变化的格律规律的。   
   其次，词的绝大多数句式是长短不齐的。这种长短句大多数是从民间歌曲中产生的。民歌曲调丰富多彩，形式自由灵活，风格奔放舒展，句式自然多长短不齐，如《敦煌曲子词》。也有一部分是由齐言的唐诗和民歌演化而来的。因为一部分唐诗和民歌要入乐歌唱，为了更好地将唱词与音乐相配合，就需要添散声、泛声与和声。所谓散声，就是在歌曲演奏时，于乐曲旋律之外另加的音声。因为五七言绝句的句式是整齐的，而乐谱音声就不那么整齐，为了在歌唱时使文字和音乐配合趋于协调，只好在演奏时增加一些谱外的音声。所谓泛声，即歌唱时将有字的音使就曲拍。后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散声和泛声的性质和作用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前者添加音声，后者引长音声。所谓和声，是指乐曲中使用复叠演唱的做法。清况周颐《蕙风词话》说：“唐人朝成一诗，夕付管弦。往往声希节促，则加入和声。凡和声皆以实字填之，遂成为词”。   
   再次，词是按照燕乐的曲调填词而付之演唱的。自晋代南北朝以后，古代称为“胡乐”的西域音乐，通过人员往来、通商、通婚、宗教传播、战争影响等多种渠道，逐渐地进入中原地区，与中原传统的清乐、雅乐和民间音乐相互交融汇合，在唐初 形成了全新的音乐类型：燕乐。唐建国初期，按照隋制置九部乐。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平高昌，得“高昌”乐，命协律郎创制歌颂唐朝兴盛的“燕乐”为第一部乐，废“礼毕”乐，加“高昌”乐，始成十部乐，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高丽乐、高昌乐。因“燕乐”为第一部乐，所以将这十部乐统称“燕乐”。也就是说，“燕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燕乐”指唐十部乐，狭义的“燕乐”仅指唐十部乐中的第一部乐。在唐十部乐中，虽然除燕乐、清商乐外，其他八部都是外来乐，但是代表中原传统的乐仍占主要部分，如武则天时期，清商乐有60多曲，另八部乐总共只有22曲。所以，不能误认为燕乐主要是“胡乐”。唐教坊曲就是根据燕乐而填词的歌曲。   
   燕乐，又称宴乐，是宫廷中饮宴时提供娱乐欣赏的歌舞音乐。燕乐所使用的主要乐器有笙、笛、琵琶、箜篌、荜篥、羯鼓、方响等。唐代是燕乐的繁盛期，刘禹锡的诗歌中就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如：“新声促柱十三弦”（《夜闻商人船中筝》）、“分付新声与顺郎”（《与歌童田顺郎》）、“曲头驻马闻新声”（《伤秦姝行》）、“竹含天籁清商乐”（《尉迟郎中见示自南迁牵复却至洛城东旧居之作因以和之》）、“金笳入暮应清商”（《窦朗州见示与澧州元郎中早秋赠答命同作》）， 这些诗中说的“新声”“清商”，就是“燕乐”。又如：“拓枝本出楚王家”（《和乐天拓枝》）、 “月夜歌谣有渔父”（《自江陵沿流道中》）、 “只缘一曲《后庭花》”（《金陵五题·台城》 ）、 “唱得凉州意外声”（《与歌者米嘉荣》）、“归作《霓裳羽衣曲》”（《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这些诗中的拓枝、渔父、后庭花、凉州、霓裳羽衣曲，都是唐教坊曲名。再如：“不觉抚么弦”（《奉和淮南李相公早秋即事寄成都武相公》）、“凤管学成知有籍”（《夔州窦员外使君见示悼妓诗顾余尝识之因命同作》）、“侯家小儿能觱篥”（《和浙西李大夫霜夜对月听小童吹觱篥歌依本韵》）、“连樯估客吹羌笛”（《洞庭秋月行》），这些诗中，么弦指琵琶，凤管指笙箫，觱篥即荜篥，还有羌笛，它们都是燕乐的主要乐器。   
   刘禹锡诗歌中不仅记载了词的载体“燕乐”的大量内容，更重要的是他首先提出了“倚声”“按曲拍为句”这个词的最重要的质性。《新唐书·刘禹锡》说，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时，朗州风俗，每祠，歌《竹枝》，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四谓“‘倚声’字始此。”所谓倚声，其本义是依照歌曲的声律节奏，实际就是按照乐调曲谱填制歌词。刘禹锡《忆江南》自注：“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吴熊和在《唐宋词通论》中说：“依曲拍为句，打破了五七言整齐的诗律，以文就声”，“在句式和声韵两方面都随乐曲而定，这就进入了依谱填词的阶段，是确立词体的开端”，“首先提到这种新的制辞方式的是刘禹锡”。   
   为什么吴熊和说刘禹锡“依曲拍为句”是确立词体的开端呢？因为在学术界对词体质性趋于统一认识之前，历史上对词体的起源和质性有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长短句是词的特性，有诗的长短句形式出现，就是词的发端；第二种说法，从“宗经”“尊体”的需要出发，认为词体起源于《诗经》《楚辞》；第三种说法，认为词起源于合乐歌唱的汉魏乐府；第四种说法，认为词起源于六朝杂言诗；第五种说法，认为词起源于格律完备的唐代近体诗。这五种说法，虽然或多或少与词体的产生和词体质性有某种联系，但是，它们往往肯定了词的长短句质性和格律质性，而忽略了词的音乐质性；肯定了词的长短句质性和音乐质性，而又忽略了词的格律质性；肯定了词的格律质性和音乐质性，而又忽略了词的长短句质性。总是顾此失彼，不能全面反映词的基本质性。词的音乐是以燕乐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前的雅乐、清乐或其它音乐。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南北朝民歌到唐人声诗，它们都是先有了歌辞再配以音乐，而唐代兴起的曲子词，却是先有了乐曲再谱以歌辞，即“倚声”“依曲”填词。所以说，刘禹锡的“倚声”“依曲”说是确立词体的开端。(待续）

华歌

老师才情横溢，妙笔生花，佳作！点赞！

凌云清风

华歌 发表于 2025-3-28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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