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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领导成员何之瑜(三) 何之瑜(北京大学) 七、追随独秀，参加托派 1929年3月何之瑜的姓袁远亲，与何之瑜有私仇，又不知何之瑜在哪里，向南京的湖南同乡会举报了伍桐（何之瑜），1929年3月18日，上海警察局在何之瑜家里搜查到共产党文件，何之瑜已在济南监狱服刑。于是，他的爱人张以森抱着仅三个多月的女儿一同被捕被判刑8个月，服刑在上海漕河泾监狱。他一家三人，同坐国民党济南和上海牢房，因此给女儿取名为“念难”(3)。
何之瑜7月21日逃离监狱后，连夜步行到山东省泰安市，经过多方寻找找到一位女同志的哥哥买火车票直达上海，通过中央交通员柏载昆找到党中央。 1929年9月，何之瑜任上海工会联合会秘书长(1)。11月，张以森出狱那天，已到上海的何之瑜和朋友蔡振德雇了一辆汽车迎接，结果被中共上海济难会接走了。张以森出狱后，李维汉告诉她，何之瑜同陈独秀在一起，要她勿找何之瑜，她坚持要找何之瑜，于是这对几乎死别的夫妻终于全家团聚了(3)。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被停职。他回到上海后，反省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并不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但他认为在许多问题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是错误的，自己是被迫执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应负主要的责任。因此，他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把大革命过程中的错误和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十分不满(24)。 托洛茨基是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的亲密战友，列宁之后的2号人物，苏俄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者，红军之父。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一看法，得到陈独秀的认同。这是陈独秀参加中国托派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托洛茨基主张中国革命，当时应用”国民会议运动”，积蓄力量，创造时机，待革命形势到来时，一举发动城市暴动，夺取全国政权，这与陈独秀认为的中国革命已陷入低潮期，不赞成中共中央“左”倾盲动政策类似。1929年春，当陈独秀、彭述之，看到留学苏联的学生带来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件时，引起思想上的共鸣。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陈独秀等接受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并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左派反对派”。1929年8月至10月，陈独秀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述说他的主张，其中包括后来国内和国际都认为正确的“中东路事件”的主张，并在党内散发。中共中央认为与中央和共产国际不一致，为此，中共中央在11月15日作出决定，把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开除出党(10)(25)。 何之瑜紧跟陈独秀，参加他组织的“无产者社”派，任秘书长。并且在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等81人签名发表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何之瑜跟着陈独秀签名(1)(22)(25)。 1930年3月初，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创办《无产者》刊物，何之瑜担任主编， 刊载托洛茨基的论著和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该刊封 面印有“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等字样，陈独秀写了“发刊宣言”。该刊出版12期，1931年5月停刊。 3月22日，中共中央在《红旗》第86期发表《致何资琛、张以森、庄季或、陆沉、刘毅等五人公开信》,“望他们自登报日起在一星期内”“做反取消派的文章”“并交到中央”。何资琛，张以森等五人没有回复，3月底被开除出党(10)。 托洛茨基于1931年1月8日写了《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要求各派联合起来，以陈独秀为领导加强中国托派势力。同年5月1日至3日，以陈独秀、彭述之为首的“无产者社派”，以区芳、梁干乔、陈亦谋为首的“我们的话派”，以刘仁静、王文元为首的“十月社派”，以赵济、刘胤为首的“战斗社派”四个托派组织召开统一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通过了走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的托派纲领，选举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为总书记。何之瑜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大会的活动，同陈独秀合作得很好。大会筹备，人事安排，会场租赁等等，何之瑜出了很多好主意，会场租赁，家具购置，人员住宿等，都是何之瑜一手承办，使得会议各种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出席大会的名单是陈独秀和何之瑜拟定的，而何之瑜自己并不想在未来的领导机关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3)(10)(25)。 八、判十狱六，温州工运 马玉夫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和邓小平到法国勤工俭学，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加入托派后，依然十分勤勉，参加统一大会的代表资格他没有得到，更进不了托派的领导机关，于是一怒之下便向国民党当局告了密。1931年5月21日，何之瑜夫妻与郑超麟夫妻、王文元等一起被国民党逮捕。何之瑜判刑十年③。国民党监狱知道他有越狱史，特加防范，加戴沉重的脚镣折磨，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致使后来行走很不方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七七事变”爆发后，8月19日何之瑜获释。出狱后到南京老虎桥监狱看望陈独秀，依陈的安排同郑超麟夫妻到安徽绩溪县汪孟邹家暂住(3)。 何之瑜多次到温州与曾猛等人，开展抗日斗争和工人运动。据吴基民著的《炼狱》(25)记载： 托派中央在上海几次遭到破坏，以至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主要骨干一网打尽以后，托派在上海等大城市的活动都静寂了下来，但是，托派在温州的活动反倒活跃了起来，并且为中国托派组织的发展培养和输送了干部，在温州，托派思想的传播和发展，主要得益于曾猛（中共早期党员，曾任陈独秀和周恩来秘书，后退出中国共产党加入托派），他与陈独秀同日被捕，被朋友保了出来。他在家乡以教师为职业，在师生中广为传播托洛茨基的理论和思想。 1937 年秋，何之瑜多次到温州，同曾猛等7人组织了一个“干事会”，开展抗日斗争和工人运动。“干事会”每次开会都是在曾猛的温州的住所西郊莲花心一间茅草屋召开的，吃的都是地瓜稀饭，但他们每个人的心头都像有一团火在燃烧。四周漆黑如磐，国土沦丧，危机日盛，国民党、日本人、汉奸特务如狼似虎，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拯救中国，要脚踏实地的实行理想…… 有外围组织救亡大同盟和读书会，人员多，影响大。“干事会”领导的温州针织业女工大罢工，很有起色，振动很大，已载入中国温州工运史册。 何之瑜和曾猛等人领导的温州抗日斗争和工运的业绩永存！ 九、迎党邀请，平息风波 1938年元旦，何之瑜只身回湖南长沙后，与在汉口的陈独秀频繁通信。他曾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岳麓山下专心著述文字学未果。 1938年1月康生（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解放》周刊第29、30两期发表了他的长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公开造谣诬蔑“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陈是日本鬼子的间谍和汉奸。陈独秀对此不屑一顾，倒是他的一帮朋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张西曼教授等9位知名人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写了一封公开信，1938年3月16日，登载在《大公报》等大报上，为陈独秀声辩。于是王明（时任中共长江局书记）又在《新华日报》发表短评，突然宣布陈独秀是汉奸，迫使陈独秀在报刊发表了严厉的反击文章，国内社会各界产生强烈的反响，引起了社会上有识之士的怀疑和不安。靠近共产党的张西曼教授在签署公开信后，又给《新华日报》写信，对这种武断的做法表示不满，在海外也受到抵制。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时搞得沸沸扬扬，酿成事端。被媒体称为“汉奸事件”“陈独秀事件”，这事件严重破坏了中共的形象。在武汉时任中共长江局委员的周恩来在此背景下，工作十分困难。他所做的工作之一，是多次托人看望陈独秀，劝说陈“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以免事态扩大，但无效果。后来特邀何之瑜陪同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徐特立（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到武汉慰劝陈独秀老师。他们经过多方的沟通及劝解，才使这场风波平息。(10)〔25〕。 陈独秀处理这个事件，是为了全国统一抗日而与中共舆论休战，呈现了伟大爱国主义的心怀。他对此事的后期早有预见，摘录他1938年4月8日写给何之瑜的信中的文意可知(10)：恐无解决之日，他们在汉口及香港刊物上仍然大肆造谣污蔑，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将来算总账。他64岁病故，算不了总账，汉奸的帽子，一戴便是几十年，一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被彻底摘掉平反(10)。 何之瑜怀着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迎党之邀请，为解决此“事件”所做的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是必然的因果。 十、执教江津，照顾陈老 武汉临近沦陷前两个多月，陈独秀离开武汉，于1938年8月3日到重庆江津。何之瑜随后从长沙起程，9月到达重庆江津，经陈独秀介绍入国立江津九中任高中教员。罗汉遇难后，何之瑜受北京大学同学会之托，照顾陈独秀的生活和协助办理各项事务〔10)〔26)。 何之瑜在九中扏教高中历史，学生们最爱听他讲大革命史，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这批学生遍布全国，后来在反蒋斗争中都站在进步前列，有的成为优秀中共党员，何之瑜回上海后，相互往来〔26〕。 在江津，何之瑜与陈独秀在文字学研究上存在共鸣，曾共同探讨汉字规律。陈独秀晚年著述中，何之瑜既是助手，又是思想交流的伙伴。他协助办理陈独秀书信等文书之类的事情，如1942年4月26日陈独秀致郑学稼的信，就是陈独秀口述何之瑜笔录(见附件6)。何之瑜对陈独秀绝对忠诚，直尊他为父辈〔10)〔26)。 何之瑜对体弱多病的陈独秀老师照料周到，陈发病请医治疗多是他陪护就医料理。1940年初，陈独秀患重病，在章士钊的帮助下，何之瑜陪伴陈独秀和潘兰珍来到重庆最好的西医医院——宽仁医院，医生给陈独秀检查完身体后，悄声告诉何之瑜：“你是他学生，可以告诉你，陈先生可能活不了三年。陈先生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何之瑜为此十分难过，担心影响陈独秀的身体，何之瑜特意嘱咐医生，让他不要告诉陈独秀夫妇。 尊记老师嘱咐，精心处理丧事及善后。 1942年5月25日，或许是感觉自己已经到了弥留之际，陈独秀把妻子潘兰珍、儿子陈松年、学生何之瑜都叫到自己床前，他虚弱地对何之瑜交代：“我要走了。谢谢你照看我。我的书，由你经手，送给北大。我的书稿，你和松年、抚五等人商量处理。”潘兰珍年纪不大，陈独秀也交代何之瑜，让其帮潘兰珍找个工作。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何之瑜负责料理丧事及善后(见附件7)，并以遗嘱执行人的身份，承担收集编辑陈独秀遗著(3)〔10)。他亲撰《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中如此写道：“先生入葬后，芟芜剔除，竖碑砌道，莳花草，艺果树，敷布景物，差强人意，鼎山虎踞，几江龙蟠，岚光映耀，帆影出没，先生之灵，可以安矣”〔10)。 在陈独秀去世后，他的灵柩暂时安葬于江津，抗战胜利后1947年6月，他的三儿子陈松年依靠绍兴同乡会的帮助，将陈独秀灵柩运回老家安庆，安葬在十里铺叶家冲的陈家墓地。 何之瑜依着陈独秀临死前的托付，到处给潘兰珍忙着找工作，他在重庆附近友人朱蕴山等人办的农场，给潘兰珍弄了个工作，潘自食自立了。潘兰珍对何之瑜热心帮忙、真心助人的行为特别感动。潘兰珍说：“之瑜啊，你可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恩人呐，我得烧香磕头，求菩萨护着你！”。工作4年后她又重回上海〔10)。
参考资料∶ (2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25)、吴基民著：《炼狱》（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 2008 年出版）。 (26)、陈道同著：《何之瑜晚年两件事》《郑超麟《记何资深》一文读后感》未刊印。 附件： 6、何之瑜笔录陈独秀口述致郑学稼的信： 7、民国报纸登载陈独秀先生安葬记及墓道建成时照片： 红色标志为学生“何之瑜” 1943年元旦，陈独秀墓道建成时合影(右边最外侧2为何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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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4-11 20: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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