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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人凤:辛亥武昌起义前后的“定海神针”
陈希奇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这是黄兴对谭人凤的赞誉,寥寥一语,道尽谭人凤在辛亥革命中的卓越贡献。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壮阔史诗中,孙中山、黄兴的名字如星辰闪耀,而谭人凤更像是隐于幕后的执炬者。他未居高位,却以战略家的眼光与实干家的精神,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中力挽狂澜;他出身草根,却以一身侠气斡旋于会党、新军与政坛之间,成为近代中国从帝制迈向共和的关键推手。谭人凤,这位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 ,以书生之躯投身革命,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
从乡塾教师到革命策动者 谭人凤,字石屏,号符善,晚年自号雪髯,人称谭胡子,1860年出生于湖南新化的一个贫苦农家,1920年逝于上海。他16岁考取秀才,而后几次科举不中,30岁时转而开办私塾,过上了一边教学,一边结交江湖好汉的生活。他加入洪门会党,召集江湖朋友在家乡开山立堂,取名“卧龙山”,自做山主。1895年,他仿照“泰西教法”创办福田小学堂,接触新学,眼界渐开,对时局日益关心。这段经历却意外成为其革命生涯的起点。他从哥老会等会党的抗争中嗅到时代裂变的先声。与多数留洋革命者不同,谭人凤的革命启蒙扎根于中国底层社会。他深谙民间疾苦与会党力量,早年便提出“借会党之刀,剖专制之腹”的策略,这种草根视角成为他日后整合长江流域革命资源的关键。 义和团运动前后,他与会党秘密联络,进行反清活动。1904年,他得知黄兴、宋教仁联络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在长沙发难,便在会党中加紧活动,先后奔走湘西和广西,伺机响应。后闻宝庆会党起事,由桂返湘相助。此后,他四处奔走联络,为革命事业不辞辛劳。1906年,谭人凤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自此,他的命运与同盟会的革命事业紧紧相连。萍浏醴起义、镇南关起义、粤桂滇边境武装起义等,都有他的身影。他多次往返于国内外,为革命筹集资金,联络同志,策划起义。
辛亥武昌起义前后的“定海神针” 若将武昌起义比作辛亥革命的“心脏”,谭人凤便是输送血液的“主动脉”。他以其扎根现实的战略布局、临危不乱的决断力,以及调和鼎鼐的政治智慧,使得武昌起义的火种成为燎原之势。章太炎说:“没有石屏(谭人凤),武昌首义不过又一萍浏醴而已。”此言是对谭人凤在武昌起义中所起重要作用的公正评价。 早在武昌起义之前,谭人凤就提出了“中部革命”的论断,他总结华南地区起义屡遭失败的教训,敏锐意识到长江流域的战略价值,认为武汉三镇地处中国腹地,新军力量集中且革命思潮活跃,是推翻清廷的关键。 1911年7月,谭人凤与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明确提出“以长江流域为革命重心”,并制定“湖北首义、各省响应”的战略计划。这一决策直接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奠定了组织基础。 谭人凤多次秘密前往湖北,与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共进会领导人孙武等会面,说服双方摒弃分歧,组成联合机构,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他还通过演讲动员新军士兵,强调“革命非为一人一姓,乃为四万万同胞争自由”,极大鼓舞了士气。其联络工作促使湖北新军成为起义的主力军。 谭人凤利用早年与湖南哥老会的关系,整合会党力量,筹措资金与武器。组织会党成员渗透至湖北,协助新军起义。他还通过长江流域的商界人脉筹措资金,为起义购买枪支弹药。 武昌起义爆发时,清廷调集重兵反扑,10月14日谭人凤火速驰援武昌,力主坚守阵地。凭借同盟会元老威望,迅速介入领导层。他力排众议,反对“弃守武昌、转攻南京”的主张。他厉声疾呼:“武昌乃首义之地,若弃之,则天下革命志士心寒!”这一决策为革命军争取了政治象征意义,起到稳定危局的关键作用,也为各省响应起义赢得宝贵时间。 起义初期,黎元洪被推为都督却消极避战,文学社与共进会因权力争夺内斗不止。谭人凤以强硬手段调和矛盾,痛斥内斗将领:“大敌当前,岂能自毁长城!”并以同盟会名义给黎元洪授旗授剑,逼迫黎元洪签署《祭天文告》,剪掉辫子公开宣誓反清革命,确立其都督权威。谭人凤实际成为湖北军政府的“幕后掌舵者”,被时人称为“武昌之定海神针”。 11月,清军冯国璋部猛攻汉阳,黄兴任战时总司令。谭人凤亲赴前线督战,协助黄兴制定防御策略,并动员湖南援军驰援。尽管汉阳最终失守,但长达一个月的抵抗极大消耗了清军实力,为全国独立省份的壮大争取了宝贵时间。 武昌起义爆发后,谭人凤设法巩固革命成果,积极推动全国响应。10月22日,谭人凤赶赴长沙,推动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发动起义,促使湖南成为首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湖南独立不仅解除了武昌南翼威胁,更打开了西南各省革命的通道。
谭人凤又以同盟会中部总会名义,向江西、安徽、江苏等省派遣特使,协调革命力量。并亲自赴九江策动海军起义,促成长江水师倒戈,切断清军水路补给线。 12月1日,在黄兴前往上海,武昌形势危急之时,谭人凤临危受命,担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节制武昌各军及各省援军。他抱定“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决心,日夜操劳,稳定武昌局势,坚守十余日,为革命发展赢得宝贵时间。 谭人凤将革命从华南边缘地带转向长江核心区域,打破清廷统治腹地,使起义具备全国性影响力。他以草根身份斡旋于新军、会党、士绅之间,弥合了革命派内部的分裂,确保起义成果不被旧势力篡夺。他坚定果敢的形象成为革命军的“精神旗帜”,在危局中凝聚人心,彰显了革命者的担当。 与袁世凯的生死博弈 民国肇建,谭人凤却未沉醉于胜利。他冷眼洞察袁世凯的权术,在1912年临时政府北迁之际,便断言“袁氏必为拿破仑”。当宋教仁致力于议会斗争时,他直言“与虎谋皮,终遭反噬”;当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他以六旬之身亲赴南京督战。失败后遭袁世凯通缉,无奈东渡日本。 1916年,他回国参加护国、护法运动,他更以“反袁十罪书”震动南北,其檄文中“共和非一姓之私,民权非强权可夺”的呐喊,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继续为民主共和而战。 1920年4月24日,谭人凤在上海病逝,结束了波澜壮阔的一生,民国政府追赠他陆军上将军衔,孙中山为其治丧题词,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也为其遗像题字。归葬湖南新化县文田镇茅田村。 谭人凤性格耿直,言辞犀利,曾评价黄兴雄而不英、宋教仁英而不雄、孙中山空谈放大炮。他的这些言论虽引发争议,却也体现出他从不阿谀奉承、敢于直言的个性。作为民主革命家,谭人凤一生都在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而奋斗。他虽未担任要职,却凭借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坚定信念,为辛亥革命和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立下不朽功勋,其事迹和精神值得铭记与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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