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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肯用生命唤醒中国的人
陈希奇
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的血色晚霞中,谭嗣同昂首就义的身影划破封建中国的暮色。这位年仅33岁的维新志士,以“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英雄气概,完成了一个觉醒者向蒙昧时代的最后宣战。在晚清这个新旧交替的混沌年代,谭嗣同用生命点燃了思想启蒙的火炬,其短暂而璀璨的一生,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千年变局中的精神光芒。他的一生,是为国家命运振臂高呼、为理想信念慷慨赴死的壮丽史诗。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其父谭继洵,官至光禄大夫、湖广总督,因此他于1865年出生于京城。优越的家境并未使他沉溺于安逸,他自幼聪慧异常,胆识过人。5岁开始读四书五经,学习作诗填词,少年时期便展现出非凡的文学才华。他随父在京读书时,师从浏阳学者欧阳中鹄,深受其影响,对王船山的学术和气节尤为敬仰。谭嗣同读书广博,追求经世济民,对传统的八股文极其反感。他心胸坦荡,为人仗义,颇仰慕古代侠士,曾随“通臂猿”胡七与“义侠”大刀王五学剑习武,并与之保持密切的友谊。 青年时期,谭嗣同为父命所迫,曾六赴南北省试,因不喜科举时文,屡考不中。1884年,他背上行囊,游历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地,行程8万余里,观察风土,结交义士,拜访名家,大开眼界。广袤的华夏大地,在他眼中,既有壮丽山河,更有民生疾苦。黄河两岸灾民的哀号,江南纺织工人的艰辛,如重锤般撞击着他的内心,促使他思索救国救民之道,立志做一些有利于振兴祖国的事业。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丧权失地,群情愤慨。《马关条约》的签订,如一道晴天霹雳,让谭嗣同深刻认识到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危。民族的苦难成为他投身维新变法的强大动力。1896年,谭嗣同在京城结识了梁启超、翁同龢等维新人士,开始积极投身变法运动。他写成重要著作《仁学》,这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构建了中国变法的全新理论体系。《仁学》构建的平等哲学体系,为近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其平等观念消解了君臣、父子、男女的等级差异,“通”的哲学方法论启发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梁启超评价其思想“如流星划破暗夜”,这种超越时代的启蒙精神,在五四时期获得新的生命。
1897年,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主办《湘报》等,广泛传播维新思想,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是维新派中的最激进者。他像一位不知疲倦的拓荒者,在时务学堂为青年学子传授新思想、新知识,期望能培养出拯救国家的栋梁之材;在南学会,他搭建起一个思想交流与传播的平台,让变法图强的声音在湖湘大地回响。他的努力,让湖南成为当时维新运动的重要阵地,如同一盏明灯,在黑暗中给人以希望。 1898年,光绪帝宣布变法,谭嗣同应召入京参与新政,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在军机章京任上,他主张设立制度局总揽新政,提议废八股、兴学堂、练新军,其改革方案较康有为更为激进。在致友人的信中直言:“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殆无其人”,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政治洞察力。 然而,变法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9 月 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对维新派进行残酷镇压。梁启超劝告谭嗣同东渡日本,但他拒绝了,决心以死来唤醒国人。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9 月 28 日,谭嗣同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一同在北京菜市口慷慨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以自己的生命唤醒了中国人变革的意识。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称其为“戊戌变法第一烈士”,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将其视为“思想解放的先驱”。毛泽东将谭嗣同与陈天华并列为湖湘英烈。这种精神传承链,勾勒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谱系。 谭嗣同虽已远去,但他的精神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屹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他是湖南人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他的侠骨仁心、他的英勇无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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