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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监督文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一）
颜佳华 方浩伟 2017-06-17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摘 要：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监督理论为基础，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监督文化，以中国历史发展经验为参照，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毛泽东关于监督文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所构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当代监督文化是对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对推进当前的监督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监督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监督活动中形成的稳定的、得到共同遵循的一系列关于监督的观念、思想体系、心理、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具有引导、规范和调整监督行为，稳定和变革监督体系的功能。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是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长期的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关于监督文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所构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内生活、完善党内监督”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将监督摆在了特殊重要的位置。而完善监督离不开监督文化的作用，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主要来源、基本内容及其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主要来源 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萌芽、形成和成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监督理论中国化的结果。 (一)马克思主义民主监督理论是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监督理论中国化的基础上，确定了其监督文化思想的基本内容。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社会决定国家理论，“产生于社会的国家只有在社会的参与、监督与制衡下才可能逐步消除其政治性质，最终实现国家的消亡，该理论是社会制约、监督国家的哲学基础，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监督制度的基础”。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和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等组织的过程中，孕育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监督思想，主要是确立了民主选举和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党内民主与相互批评，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这些内容。再次，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指出公社“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让人民拥有选举权和罢免权以监督和制约政府，进而保证人民授予的权力用于为人民服务，成为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最后，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权的实践中，为反对官僚主义、保护新生政权，特别强调了人民的罢免权和自下而上的人民监督，指出“正是苏维埃与劳动‘人民’接近，才造成一种特别形式的罢免制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现在应该极力发展这种形式”，为毛泽东在政权建设中实践民主监督理论提供了借鉴。 (二)中国传统监督文化是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文化土壤 毛泽东谙熟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监督文化深刻影响了他的监督文化思想。一方面中国传统监督文化注重道德监督与文化监督，如“民贵君轻”“保民而王”体现了朴素的民本思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强调了监督的重要作用，“纳谏为圣，拒谏为昏”从道德上约束君主接受监督，“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则劝诫臣民要主动进行监督等等;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监督文化重视监督制度和专门监督机构的作用，自秦朝建立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以来，建立和发展了独立、系统的监察制度和监察机构。但是，中国传统监督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人治传统、等级顺从意识、官本位等负面文化因素，同民主、法治这两大民主监督的基本精神是相背离的。在马克思主义监督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监督文化的精华，并融入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精髓，实现了从传统监督文化向社会主义监督文化的转变。 (三)中国历史发展经验是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重要参照 1947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之问时，之所以敢于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考查和分析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总结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关于中国古代各个封建王朝的由盛而衰、不断更迭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其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制度，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最终导致“人亡政息”。那么，要跳出这个周期律就必须实行人民民主，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只有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人民当家做主，让人民群众来监督政府，才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因此，中国历史发展经验是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重要参照。 (四)中国革命与建设是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是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发展和成熟的。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者，从建党之初就开始注意在党内和革命政权中实践马克思主义监督理论。1921年到1927年，由于缺乏党的建设经验，党内主要是强调集中，陈独秀在党内实行“家长制”领导。这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有很大关系，从而也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党内民主监督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担任主席，中华苏维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工农民主专政政权，在其相关文件中明确规定，广大劳动人民有权选举代表管理国家并撤回不合格的代表，使政权处于劳动人民的监督之下。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更加自觉地在全党推行集体领导体制。在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领导制定了《民主政府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实行普选制度和参议会制度，赋予广大边区人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民主政权置于边区人民监督之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强调监督对于党长期执政的重要性，将监督文化思想运用到人民政权的建设与管理之中。这充分说明中国革命与建设是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形成、发展和走向成熟的实践基础。（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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