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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秋，得到通知：“旧省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全部搬出省委机关，立即到省革委会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报到”。这时我的第三个小孩刚出生几天，我只好打起背包，准备去报到。谁知，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突然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不去学习班了，改去荆江分洪南堤负责整修工程，由我（时任省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和省水利厅副厅长王明湘两人负责，立即开始筹备。农村部就只抽我一个人，水利厅可派两名工程师，另有省支左办派一名团职军代表同往，组成省革委会常驻工地联络组。我听了之后，虽然感到对这个工程没有底，还是服从组织，硬着头皮答应了。接着我找到了省委老书记万达同志讲了我的顾虑。万达同志非常明确的告诉我：荆江分洪工程是个重点项目，不能误事。眼下找不到别的同志去，所以定了调你去。你去了之后，要紧紧依靠安乡，凡事多和安乡商量。湖区的领导你大都认识，不要怕，大胆一点。我鼓起了勇气，打起背包去了荆江分洪南线大堤。 在这项工程中，我重新结识了湖区地、县的许多同志，最幸运地是加深了和贻斌同志的友谊，成了名符其实的知己。他在整个工程中全力支持我的工作，给了我很多的方便。我刚去工地时，他几次安排水利和后勤部门的有关同志给我带路，帮我安排和介绍情况。我每次去工地都是从安乡县城坐船到马坡湖，再过河往黄山头走，先到黄山头林场，再经过黄山头采石场，黄山头供销社或者南闸管理所这几处落脚点，事先都有安乡的同志帮忙接待。正式开工后，我搬到常德地区分指挥部（黄山头供销社的竹木仓库）和安乡县分指挥部（借用的民房）住宿。在我访问湖北公安县红星公社时，他们曾经邀请我带的这个常驻联络组住到他们那里去，我考虑怕影响他们的工作，还是婉拒了。 这个工程安排的时间很紧，驻军首长47军刘副军长分管这个项目，抓得也很紧。他11月8日决定工程上马，11月20日，在沅江县开了动员会，宣布成立领导小组。12月3日又在黄山头召开第二次会。亲自带队到荆江大堤实地查勘，步行数十华里。短短十多天时间，两个地区7个县原来计划上3.7万人，实际到达工地5.7万人。安乡县任务最重，一个是自己县要上8000人，一个是要接待澧县、常德、汉寿过境的民工3万人。几天时间内，安乡城乡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比过年还热闹。亏得贻斌同志布置全县各部门、社、队积极配合，做好各种服务工作，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根据省革委会《关于荆江分洪南线大堤整修工程的决定》，已成立了以万达同志为首的工程领导小组，我和贻斌都是领导小组成员，这时，王明湘同志已调华容下车湾裁弯工程。刘副军长在安乡召开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对前段工作进行了充分肯定，全工地组成七个（县）分团、60个营、300个连、1300个排、4000个班。22公里长的大堤上，彩旗招展，歌声嘹亮，好不热闹。 在和贻斌同志交往中，我深深感到他为人一心为公，一心为民。他热爱自己的家乡，也忠诚于自己担当的使命。“文革”动乱中，我俩虽然还能在一定条件下做些工作，参加荆江分洪整修工程，我是“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农林水组负责人”，贻斌是“安乡县革委会常委的身份”参加工程领导小组，原来的职务都消失了。但是我们这些地方干部都不大计较，而是服从组织，遵守纪律，认真工作。我对贻斌说，我这次来荆江修堤，农村部没有调来一个人，单枪匹马到了安乡，到了荆江，人家说我背着包袱来修堤。我说，我的老三刚刚满月，我就背着行李铺盖动身了，说没有包袱是假的。但是到了安乡，到了工地，看到你们这些老伙计，特别是安乡县里的一些同志全力支持我的工作，我现在是“提起”包袱工作。我不会偷懒，也不会作假，认真负责，坚持工作，从黄山头到藕池口，隔两三天跑个来回，荆江分洪区垸里，我也来回走了几次，斗湖堤，黑狗垱我都走遍了。贻斌听了我的谈话，深表理解。他说：“你在省里工作，有省里干部的难处，我们在县里工作的还多一层难处。有的人说我来工地是逃避运动，有的人还说。抓修堤是以生产压革命，你说冤不冤。修堤是垸区人民保命大事，我们安乡是水乡、水网地带，历来怕水，修堤是为了保命，修堤是为了保平安。你看看，我们全县每个堤垸的名字都是“安”字开头：安保垸、安造垸、安澧垸、安昌垸、安化垸。垸内的每个公社又是“安”字开头：如安保垸内的公社有安丰、安裕、安康、安德；安造垸内有安全、安障、安猷；安澧垸内有安福、安凝；安昌垸内有安生、安昌、安宏等；安化垸有安文，安化等等。你到全省跑的地方多，哪个县是这样取名字的。 有一次，安乡县委通知我们几个人回县参加听重要报告。我们搭一条小船到了书院洲，上岸步行，边走边谈。我问他书院洲是不是范仲淹读过书的地方，他在《岳阳楼记》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名句是不是在这里写的。他听了之后详细给我们做了一次介绍。他说：这里原来有一座太平兴国观，范仲淹少年时期曾随他的继父朱文翰（后改名朱说，北宋安乡县令）在这里生活，在这里读了几年书，留有读书台遗址，宋庆元二年建范文正公祠，清乾隆十一年建深柳书院，后人为了纪念他，将深柳书院所处的地方命名为书院洲。后来范仲淹被贬到河南邓州，在那里，收到岳阳太守、老朋友滕子京的来信，请他为岳阳楼写一篇文章。范并未到过岳阳城，也没参观过岳阳楼，而是凭滕子京写的一封长信和介绍，乐意地写了这篇文章，正因为文章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使这篇文章扬名天下，正因为有这篇《岳阳楼记》使岳阳楼成为“天下名楼”。他进一步说，范仲淹了不起，他在受贬，不被人看重的时候，竟然宣传这种忧乐观，人生观、世界观，实在值得后人敬仰。我们后辈应该沿着先人的教诲，扎扎实实、兢兢业业的为人民服务。他的谈话，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贻斌同志是一个善于团结共事，互相帮助的人。他在荆江分洪整修工程开工之前，几次陪我到湖北公安县、石首县和南线大堤近邻的几个公社，商谈和求援有关问题，比如借住在分洪区的“安全楼”，除个别堤段外，公安县的同志表示全部腾出来，让湖南的民工居住。他们还专门召开了南线大堤有关社队干部会，布置支援工地的后勤工作。特别是蔬菜、肉食供应。公安县同志表示，民工上齐了，一天就要5-6万斤蔬菜，如果是几斤、几十斤卖，那太费事了。干脆布置下去，要生产队一亩一亩的卖，由民工去收。小白菜长得快，卖了一次还可以赶种一两次。我和贻斌同志代表湖南方面对此表示感谢，并说我们施工地段基本上在湖北境内，我们会注意在施工场地做好整理耕地和修建道路工作，湖北的同志听了非常高兴。据完工后统计，这次湖南去的七个县在公安县、石首县施工借住两县民房近40000人，我们只搭了20000人的工棚，我们帮助当地群众修复了水田500-600亩，新扩水田70亩，整修道路5500公尺，挑筑屋场台450个，造林40000多株。当地群众高兴地说，湖南修堤的民工好比一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贻斌同志担任安乡分指挥部指挥，在整个工地中起了带头示范作用。这次整修堤线全长22000公尺，分给常德地区17500公尺（安乡为7000公尺）澧县、常德、汉寿各为3500公尺，安乡一个县相当于两个县，益阳地区4500公尺。在第一期土方工程到第二期块石护坡，均按这个堤线施工，不作变动。在第二期工程中，还增加了黄天湖排水闸加固工程，加固工程由底板高层31米加高到31.6米，浇注钢筋混凝土206.3立方，也由安乡县负责，并指定罗贻斌、钦时中同志负责施工，按时完成任务。他对勘察土场、砍土分方很内行。他带领社队干部一起在工地上讨论，分配任务。三言五语，个把钟头就安排的律律贴贴了。他带领的安乡总队堤线最长，取土场又是一个湖港，必须先清淤，再取土，增加了施工难度，他二话不讲，在会上对我和省水利厅王明湘同志表态，联络组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他带头参加劳动，挑土挖土快步如飞。我在安乡工地上曾参加过几次劳动，一上午挑几十担土还能勉强坚持一阵。贻斌同志怕我太累，特别交代炊事员，改善一下生活。用猪油鸡蛋炒糯米糍粑会一次餐，加盐加糖自选，他说这是安乡的传统吃法。好在我是山区人，能吃猪油糯米，至于是不是安乡的一种传统饮食，我顾不得去过细考证，我只是心领了这份盛情。他在指挥黄天湖排水闸工程加固时，邀我下到闸的底板去看看进度，仔细检查齿毛和钢筋的质量。他当着民工亲自作示范，还教我学习了怎样扎钢筋。 我和贻斌同志在荆江工地上一起工作将近一年时间，由于我带的这个联络组紧紧依靠安乡的带头示范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工作。特别是我和贻斌同志团结合作，相互尊重、互相支持，得到很多同志的赞扬，难怪有的民工同志说，我们两个人像弟兄一样。趁这次写这篇怀念文章，我仔细问了安英侄女，她准确的告诉我，她爸爸是蛇年腊月初十，公历1930年1月9日，我是属马的，马年冬月三十，公历1931年1月9日，比他刚好小一岁。他是老兄，我是老弟。 在近一年的整修工程中，我深深感到南线大堤的防汛和维护工作对湖区防汛保安太重要了。如果实施分洪，南线大堤的水位就要达到43米左右，比安乡县城和湖区各县的防汛水位都要高出4-5米，比城陵矶的危险水位高出7-8米。南线大堤万一发生溃堤，洪水向洞庭湖一泻而下，那真是灭顶之灾。于是，我几次向省革委会急切建议加强南线大堤的维护和汛期防守工作。贻斌同志非常赞成和支持我的这个意见。经过省水利厅向省革委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报告立项核准。我省在安乡县境内黄山头兴建一处湖南防汛基地。通过几年的努力，建成了700多平方米的防汛指挥所基地，800平方米的大堤管理所和900平方米的防汛器材储备库，以备日后调度。财产器材由省防汛指挥部储存调用，平时交由安乡县管理。事后，几届省委、省政府领导在汛期多次到此巡视检查，对这几项工程给予肯定和赞扬。 完成荆江分洪南堤第二期全部工程后，按照刘副军长指示，要我留在安乡，配合县委准备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检查会议要参观的几个先进典型，安排社队发言材料。会后离开安乡，回到省里，又带领一个调查组，到平江县瓮江公社座谈，起早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文件。按省委五七干校通知，于1969年11月到总校报到，当即宣布我隔离审查。过了几天，没想到贻斌和几个同志一起到省五七干校总校来看我。干校负责审查的有关同志说，被隔离审查的人，一律不准会客。贻斌同志对此做法很为不平，问：康宁同志和我们一起挑了一年堤，辛苦了一年，为什么一回到省里就被关起来了。这件事发生在1969年冬天。我知道这个情况则是在1975年5月25日。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的原由是1969年冬，我被调到省五七干校总校和衡东分校。直到1972年7月解除审查离校后，又下放到沅陵县工作。直到1975年5月省委又调我回去任副秘书长。最有趣地是要我先到在安乡召开的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报到。开完会后再去省委上班。我听了之后，哈哈大笑。我想，荆江分洪修堤，从安乡回省里，住干校三年，下放沅陵三年，六年，转了一个大圈，从湘北到湘南，到湘西，现在再回到湘北安乡，又和贻斌诸位老友重逢相聚。我见了他们头句话就说：“这只怕是巧合”。贻斌同志接着我的话说：“不是巧合，你是和安乡有缘分。” （卓康宁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 
发表于 2017-7-17 16:0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