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 阴 今天大年初一,按照以往的安排,儿媳的几姊妹及外甥都来我家玩一天,几乎已约定俗成。因为我突然发病,妻子冷惠珍欲取消。 我不赞同。我发病的时刻,儿媳的亲属都是最早出现在第一现场的,上上下下,都是他们忙乎的,这种深厚的亲情别人不可替代,应该趁这个机会团聚一下,也算是答谢。老妻同意了,儿媳当然高兴。 我虽不能与他们娱乐,看他们玩得高兴,吃得满意,我也舒服。 2月4日 晴 上午辉建(中国银行长沙松桂园支行行长)打来电话,约我晚上去兰苑宾馆聚餐,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他每次春节回津,都要邀几个老同学和我在一起聚一聚,喝点小酒,叙叙旧情。 从大年三十下午起,不断接到拜年的电话和短信,回话时,我都隐瞒了生病的实情,但对辉建不同了,如实地说了我生病的事。他下午约了他的同学徐新生特意来家看望。 辉建小我15岁,算是最知己的忘年交。说来也有趣,最初在津市一完小教书,我是大队辅导员,他还在读三年级,是少先队的大队委;以后我去电子管厂蹲点,他是厂里的政工,我们合作得非常默契,把个电子管厂的文化活动搞得生龙活虎;上世纪80年代初,他调到团市委当上了全市青少年的领袖。我在文化馆作文学创作辅导专干,我们又一起发起了“我们市里的年轻人”的征文活动;有一段时间,他遇上了烦心的事,邀我同去长沙,在烈士公园一边划船一边喝酒谈心;还有一个星期日,在北大路“南天门”小酒店,我们从中午喝到晚上九点多,湘澧盐矿矿长胡红江从我的文化馆家里找到“南天门”,我们才打住。那天喝的是蛇酒,那年是马年,辉建就说马年喝蛇酒,每人一斤三两。 我退休后还想做点事。省作协要我承办《作家与社会》报,委以“执行总编”。作协的人办这张报,亏了20多万元。我一个外地人进长沙办报,手头又缺资金,困难重重,信心不足。我征求了许多人的意见,几乎一个腔调,这是好事,就是没钱,怕搞不好。正欲打退堂鼓的时候想到了辉建。那时他已调长沙,在中国银行省行机关工作,接到我的电话,听了情况介绍后,毫不犹豫地鼓励我搞。他说:无非是搞不好亏几万块钱,到时候发动长沙的津市老乡大帮小凑嘛。一句话,支撑我在长沙站住了脚。 谁料想,当年气壮如牛的汉子,突然就垮下来了,竟然不能出席朋友的聚会,真乃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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