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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首道身边的日子（一）
曲显怀
我叫曲显怀，今年81岁，1936年古历五月十三日生于澧南镇中湖村四组，旧时我的出生地大地名叫十里坪，小地名叫曲家坪。解放前，我家很穷，伯父给人上屋捡瓦摔下地来没钱及时救治成了跛子。父亲先是给人看牛后来“舀学”了人家几个字，又在家里学着写，一个老亲戚看他如此有灵性，便出面给他找了个道士跟着摇旗呐喊混口饭吃。我8岁发蒙读书，到12岁时便停学务农了。土改时由于只有瓦屋茅棚共三间加一小茅草屋偏屋外，一家七八口人只两三亩田地，划为贫农成分。 1958年5月，我22岁，通过严格的政审和体检，参军入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常德军分区80分队，主要负责对澧县公安局和监狱的保卫工作，所以又称中国人民警察部队澧县中队。因为学习训练吃得苦，又有革命激情，从不轻易开口乱说话，领导很快就培养我于1961年7月1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1962年6月，美蒋反动派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中央军委决定，从公安战线的老兵中选派一部分政治、军事素质强的战士补充到解放军中去，我是全省被选上的600名成员之一，在陆军47军驻耒阳炮兵团，任班长职务，上士军衔。为了熟悉野战军的作战要领，我们的训练十分吃苦，要求全部炮兵科目必须苦练要领完全掌握，各种匍匐前进姿势，长枪射击刺杀技术的训练，考核全部合格或优秀。1963年元月，领导上又说我懂得公安战线事务，调我重新回原单位常德军分区80分队执行新的任务。正是这个新的调动，我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 原来，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考虑到当时的国情，根据苏联党内出现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横行，干群矛盾发展，酝酿着国家变色党变修的危险。于是提出要在我国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推行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一系列措施。当时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这方面跟党中央毛主席是最紧的。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王首道被分配到当时的常德地区斗姆湖公社蹲点，宣传毛主席“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指示，下到基层开展群众调查，初步开始了小四清。根据常德地委部署，军分区80分队特地抽调两位熟悉公安保密、保卫工作条例，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给首长做卫士。常德专署公安处处长刘佳时对每个战士进行询问查档和目测，挑中澧县籍的我和临澧籍的黄修云为王首道书记的警卫员。那时，王首道还是中央委员、国家交通部部长，记得解放初他当湖南省委书记时来过澧县。对于我们农村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已经是天大的“官”了。起初，我俩只是激动，认为跟这么大的领导人做卫士，是一项多么光荣而又责任重大的工作！刘佳时同志专门为我俩制定了一系列警卫和保密制度，要我俩宣誓遵守。给首长当警卫员也就是卫士有个规矩，就是：禁酒，穿便衣。我从那时起便一生不沾酒。四清工作队员的的生活纪律也特别严格，吃饭等必须按时按数缴纳钱和粮票，不能吃荤，禁止喝酒等。事事都要严格执行干部纪律。经过近两个月的专门学习和训练，到1964年下半年，刘佳时带领公安处4名干部带领我和黄修云两位战士，一色便装，踏上了给首长当卫士的道路。领导上交代我们，不公开我们的警务身份，对外身份就是四清工作队队员，是专门抓民兵训练的武装部工作人员。 1964年8月下旬的一天，吃过早饭，在刘佳时的引导下，我和黄修云来到常德专署办公室一位身高约1米7，体型匀称，满脸慈祥、平静、略带老态的上级领导同志面前。刘佳时说：“这位首长，就是你们日夜想念争取早日见到的老红军方林同志，你们可以喊他‘方伯’。你俩的工作就是做好方伯的保卫工作。”我们立即给方伯敬了军礼，方伯也回了礼。方林同志笑着说：“地方不比部队，第一次见面敬礼可以，以后就别敬了。我要你们做的事不多，无非是跟着我到处走一走、洗洗衣服、有时给我买点东西罢了。我有厨师给我办伙食，要买菜他买，你们有时间也可以帮帮忙。就是不要在外面说我这里的情况。这些，你们按规定办就行了！”平时方伯很忙，文件、电报多，我俩负责处理一些收检工作，遵循保密工作的规定，从来不朝文件上的字看一眼。从最初见面起，我就感觉到这位方林同志实际上就是王首道同志。但是口里还是喊的“方伯”。转眼就到了12月底，我忽然想起自己已入伍六年多，应该回家侍奉父母高堂，陪陪结婚多年已经生子的妻子了。恰好刘佳时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刚开口提起此事，他把手一挥说：“你的任务没完成呢，我和你的部队首长考虑，将你把你提为排长级，退伍了也是国家干部。给首长当卫士的工作非同小可，出了一点漏洞都是绝对不行的。你安心！”就这样，我留了下来。 因为警卫员的职责十分重要，警卫首长就是执行任务，我们俩都带着手枪，平时保持10颗子弹，枪不上膛，这些我们都做得非常巧妙，别人是看不见的。方伯走到哪里，我和黄修云都是扮作一般工作人员陪伴左右。方伯到常德街上转，我们就跟着到常德街上转；他到专署，我们就跟着到专署，他与省委地委的领导商议事情，我们就到办公室外等候，随时听从传唤。1965年元月，方伯带着我们一行，来到郭家铺公社红云寺大队一个生产队办点，我们三个人住在生产队的队屋里，生活自理，社员有时也送点小菜来，但每次首长都叫我们超过市场价格给点钱；我隔两天便骑着自行车到常德的市场去买点肉回来。刘佳时等同志住在一户社员腾出来的空房子里，也是自己办伙食。方伯他们下队去，我们就跟着。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万无一失，刘佳时同志特派公安处干部李安民和夏远铭担任我们的正、副组长，对外我们是民兵训练干部。我们训练民兵也是十分严格的。自己一身单兵本领全部交了出去，只要训练，首先就是自己摸爬滚打做示范，浑身上下一身湿透。红云寺的女民兵非常有特色，能吃苦，不输于任何男民兵。后来领导上特别提拔了三个女民兵，一个提到专署公安处，一个提为常德县副县长，一个提到省妇联。常德专署公安处胡坤山科长对外是四清工作队队员，实际上是警卫事务的具体主管。有时他们安排我们白天休息几个钟头，夜间巡逻。我们自办伙食，我买菜，李安民做饭。由于我们的保卫工作做得好，群众一直不知道“方伯”就是王首道。他还有专职的行政警卫，有时这个警卫不在，就由我来随身陪同他一道走。没有别的人的时候，他便跟我讲历史选择了毛主席担任我们的领袖的由来，讲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领导我们打胜仗的经历，讲他自己小时候读书后来加入共产党搞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参加红军打仗长征抗日转战南北解放全中国的故事，讲他当年曾经恋爱讨过一房妻子，也姓王，很会打仗，比他还要会打仗，不幸在长征中牺牲了（整理者按：他的前妻叫王泉媛，长征途中实际上没有牺牲，在河西走廊与敌人激战时被俘，后又逃出回到湖南，70年代末被人民政府认定为红军失散人员，90年代逝世）。听了这些，我感到了全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私奉献和精神品格的伟大。有时他也询问我的一些家庭琐事，还问了我家有其他烈军属亲戚没有，我说“有”。他问烈属是谁，烈士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牺牲的，他继续问，我也简单地做了一些回答。出于纪律和条令的规定，为了不影响老首长对革命大局的思考和谋划，我自然也不敢多说一句自家的事情。 有时他到常德开会，住在常德东门外人民医院前的第一招待所。白天我陪着他，晚上他坐在藤椅上，我就给他读报纸，主要有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湖南日报。他要我先给他念标题，然后读头版头条的内容。有时候，我看到他眯着眼睛，以为是他睡着了，就停了下来。这时，他就说：“你念唦，你怎么不念了？我在听，没睡着。”从来不在我面前耍态度。一次，常德专署专员杨XX工作中因作风问题受到检举揭发，杨XX一时自觉对人不住自杀，刘佳时知道了非常着急，立即跑去报告王首道。王首道怒火万丈说：“怎么搞的？事情还没搞清楚呢！”刘佳时急得要死，最后内部还是做了严肃处理。 在红云寺，我陪了王首道八个月，名为民兵组成员，实为警卫员。那时，王首道的母亲还在，有时写来的信封面上写着“王首道 儿子 收”，按照责任规定，都是我收了转给他的。每次看到这些家信的时候，他都要问我一句：“你的父母家人给你来信了吗？如果要回家，你可以请假！这儿离你家里不远是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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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2 14:5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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