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于乾松 于 2018-2-3 19:58 编辑
那 年 当 知 青（3） 于乾松
我的新住户是个当时还算殷实的3口之家，40多岁的两夫妻和1个被人称为待诏（即理发师）的孩子，这孩子小我2岁。女人李妈待人和蔼可亲，会心庝她的男人，也会做得一手好饭菜。男人倪伯是队里的一把好手，还是保管员。我是新社员，初来乍到，对农活不懂，也缺力气，开始队里给我派了些简单轻松的活。比如说：那时，全国都在搞“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毛泽东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偶像，队里便安排我跟着一个回乡青年临摹木刻的毛主席像，做成便于携带的木牌，以保证在集会时用；再就是跟着女人、老人们铲铲草皮等，一天给记6分或8分工…… 这年，天特别的冷，平原的风没有遮拦，也特大。我们下放不几天，一天到黑吹着老北风，一连数天树枝树干都裹着厚厚的冰淩。人们说“喊喊风，牛上树”，说的就是这种下牛皮淩的日子。有天，队里指导员的父亲施伯捻着我的棉衣，嘴里一边“啧啧”地搭着，一边说：“伢儿，你这像纸一样的衣，也叫棉衣？这样的冬天，恐怕你很难打过去。”我这从小失去父母缺人庝的人，在老人的关心下只好无奈地笑了笑。谁知第三天，老人们你一尺、我一尺的凑了两丈多布票，派人在公社驻地的供销社扯了布，又在队里称了2斤雪白的棉花，专门请来裁缝师傅要给我量体裁衣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一天之后，一件蓝咔叽布的厚棉衣属于了我，这棉衣能挡住屁股，盖到膝头，使我再也不用怕那老北风。这棉衣的材料钱、工钱虽说记在了我的账上，但两丈多布票却是老人们捐的。这份情，是用金钱无法去衡量的。那年月，都穷。一年忙到头，一个工日（10分工）才2分钱，只够买一盒火柴。但一尺布票是可以在民间当2角钱，换这换那的。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都把老人们和那棉衣的样子藏在心灵的深处，常常想到“这是贫下中农的一片心”。 大围是夹在涔水河与松滋河中间的堤垸，防洪抢险的事大如天。偏偏河床已经抬高，比堤垸高出了许多，洪水季节，水位一到警戒线，生产队都要安排劳力上堤，严防死守分配给队里的那一段。偏偏我们队守的那段大堤就在公社边,离家20多里路远,有了家室的人们守在堤上往往就多了几分牵挂。开会安排劳力的时候，虽然队里宣布参加防汛的人一天能记两天的工分，还给1斤干豌豆（供人们在防汛期间当菜食用）作为伙食补贴，即使这样，但报名的却并不踊跃。我说我愿意去，我是鹅卵石掉在刺蓬里无挂无碍，一个人走到哪里哪里就都是家。过后，通知我上堤防汛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我没有蓑衣、斗笠，只好找了一块塑料布裹在身上，一个人在黑夜里凭着记忆，顺着沟港泥泞的路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往前摸。当我赶到防守堤段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放亮，而我却完全成了一个泥人。幸运的是河水在开始慢慢退去，而后就退到了警戒线，我们内心的紧张便放松了许多。 就在这时，公社防汛指挥部通知我们火速赶到5、6里外的伍公嘴，去卸运防汛用的岩石。清晨接到命令，我们草草扒了几口光饭就出发了，由于装运岩石的船没有按照预定时间到达，大家只好坐在河边等待，我因为坐不住，便去转了转，直到下午2点多钟，几只装运岩石的大船才结队而来，指挥部的同志便叫我们立即按照规定卸载。可是大家虽然只是在河边坐了大半天，然而肚子却开始了造反，加上即将开始的重体力装卸，于是有人要求指挥部给大家加加油。可指挥部的负责人要求大家把活干完了再说，并且说他们也是和大家一样还饿着肚子。这一下，人们七嘴八舌闹开了:“我们的活，你能跟着一样搞吗？”有人责问着。“你们中午喝酒，炖钵钵，只怕嘴巴上的油还没有揩去吧”有人当面剥皮，反问着。我实在看不得人家戏弄人，便像作证一样，把看到指挥部的人在一个干部家里吃午饭喝酒的情景揭露了出来。这一下，麻烦就闹大了，许多人干脆把手里的扁担、麻绳一丢不干了，有人还恶狠狠地指向指挥部的那位负责人：“你们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幸好指挥部那负责人感到众怒难犯，立即认错，并表示马上派人给大家组织吃的。这一次，我有幸吃到了有生以来又白又大的馒头，那任务，当然也就在大家的几阵吆喝声中顺利地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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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3 19:5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