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志 于 2018-4-3 15:59 编辑
安乡一中高十五班同学聚会随笔(2)
永志
1992年安乡一中校庆五十周年 留影
暗淡的高中“毕业”的记忆
我们有高中毕业吗？
高中三年学制，实际上我们只读了两年，第三学年开学，即1966年下学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开始，我们确实热血沸腾，事关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事，责无旁贷；并且生怕表现不好影响升大学，后来有人说我们学生有什么政治野心，那真是天大的冤枉。但越闹越没有目标，直至升学考大学完全无望。1968年征兵，政策允许征招在读学生，但我没在所在公社报名，心里还是装着要读书。谁料到学校后，工程兵部队接兵的首长，临时决定在一中征兵。记得他们是找红革会，当时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我虽然内心不想，但是我这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不能不带头。但是心里有“小九九”，中考时我因平足，没有被地质学校录取，当兵，尤其当特种兵，肯定不行。谁知体检结果我被录取了，我这个读书时连体育课都不及格的人居然当上兵了。部队开拔的时候，我是不情愿的，坐在开长沙的轮船上，脑海里老浮现的是柳永的几句词，好像是“今夕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解放军战士应国斌
十五班出去当兵的同学有:李汉秋，李春喜，唐常安，聂兴云，刘荣金，李兆清，张笃凡，汪柱湘，刘良凯，姚镇国，应国斌，我知道的有这10个人，也许还有漏掉的。最没出息的是我，当5年兵，班长复员。部队习惯，当了干部的脱掉军装叫转业，因为当了尕布，军人曾经是他的职业；战士脱掉军装叫“复员”，因为你无业可转啊。“退伍”好像是中性词，战士常用，可以照顾自己的面子。没有好遮掩的了，我是大兵一个，是1973年复员的。我是从学校出去的，当年的退伍政策是“哪里来，那里去”，我是没有毕业的毕业生，知趣的回到农村里。李春喜验上兵要换衣服了， 照相馆拍照仍题签：“别了，学校生活！”
1994年9月，在人民解放军部队服役的李汉秋同学， 在徐州接待送孩子上学的我，陪我们父子游览徐州。
我修《常德市人民政府志》时，徐万发副市长听说我和刘良凯是高中同学时， 将这张照片送给我，是某年春节，他代表家乡人民到驻港部队看望老乡。
今天早上，袁中光没当上兵，回忆了他是怎么“毕业”离校的:
“要聚会了，想起五十年前和同学们离别的情景。我和应国斌、李汉秋、李春喜等同学的离别是1968年的三月，二月份部队就在学校征兵，很多同学报名体检，我也去了，医生说我心脏三级杂音，不合格。应国斌几个体检合格的同学是三月初走的，他们走的时候我患重感冒，一个人躺在床上好几天，既没参加离别前的照像等活动也没参加送行，李汉秋同学临走前可能是见不到我，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几句告别留言，我和这一部分同学就这样分别了。没参军的同学是大多数，男生女生都指望大学招生，暑假我没回家，红代会的事要应付，没有生活就去做点小工，我帮人拆屋，在木材站搬运过木头，到安凝乡去扮禾、插田，直到1968年下期开学，说上级有通知，大学不招生，学生要上山下乡，同学们彻底绝望了。和金廷辉等同学的合影好象是1968年9月12日在安乡照相馆拍的，后来每一个同学的离开都没有饯行，送行，大家怕太伤感，一个个悄无声无息地离开，更不说互赠相片和纪念品了。我是1968年9月18日离开学校的，那天同学们基本走光了，我挑着行李；（一个木箱子，一些书籍、被子蚊帐衣物）没有人注意，没有人送行，一个人不声不响离开了学校。别了，我的高中生活，别了，我的高中校园，别了，我的高中同学。”
1968年9月，离正常的高中毕业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当局的决定也是“哪里来那里去”。 那个年代，即使黯然神伤，但也没有忘记“豪情满怀”！
李华兰参加回忆，讲了女同学的毕业情景:
“当时男同学们还多一条当兵的出路，可女同学们就更惨了，下的下放，回的回家。都是到农村，回乡的总比下放的好，还有父母照顾。离校后，看到读书无望，农村女同学们就开始谈婚论嫁，当时就只想找个和我命运相同的想读书而没读成书在农村种田的人。也不想找有工作的人，半边户，太累了。就这样，我找了龚德湘。他去当兵了，当兵之前，提出至少五年以后才能结婚。心想还能拖五年，5年后如果还不能读大学，也就只得结婚了。1970年乡里有推荐读大学的指标，我也是其中一员，由于多方原因没去成，后来就在大队小学教书。当时大队的同学吴昌凤，宋祥国，陈浩荡和我，这样我就成教民办的老师。后来到一中师训班培训，再之后就留在一中了。尽管辛苦，和其他同学比我还是算幸运的。”
毕业的女同学们内心的苦楚只有她们自己知道
李华兰和龚德湘在长沙一次 李汉秋宴请同学们的聚会上合影
这就是我们的高中毕业。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最不喜欢的“最高指示”就是老人家的“我看大学还是要办的”，说得轻松，10年时间，耽误的哪里只有一代人啊！
2017年4月5日，刘良凯同学回安乡一中旧地重游， 在长鹰大酒店宴请高十五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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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1 18: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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