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天风 于 2018-4-10 06:26 编辑
悠然的回忆12
岁月如歌(连载)
陈贤明/作者 天风/责编
六 “三自一包”
1962年，我们又听到了几个新鲜词儿，即“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刘少奇提出：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雇工、贸易、借贷、租地自由）。但在我们那里，并没有完全实行，没有包产到户，更没有出现租地的情况。
从那时起，社员们出集体工记工分。男劳动力干的是重活，一个工日一般记10分工，女劳力的活儿轻一些，一工日一般记8分工，小学生放学后还可以挣到1分工。
当时牲猪由公家摊派任务，叫“派购”。交“派购猪”的用途是为支援解放军和工人。上交一头一百多斤的派购肉猪，可得人民币70元左右（每公斤0·6元左右）。另外由公社食品站奖给稻谷指标50市斤，凭指标条子到粮管站购买；奖猪肉票6斤，凭票到食品站购买；由生产队奖给工分100分。牲口圈肥按量计算工分。有些农民说吃生产队的奖励，那是蜻蜓吃尾巴，自己吃自己的。
每户人家除菜园子外，还分有一小块自留地。自留地里可种点芋头、莲藕、荸荠什么的副产物，多余的副产品可拿到街市上去卖。但不能贩买贩卖，说那叫投机倒把（当官的倒卖国家平价物资叫“官倒”），抓到后是要挨批斗的。统购统销的物资如稻谷没有人卖，也没有人随便可以买得到。即便有一大堆黄金也不管用。
生产队收获的粮、油等产品统一收贮在集体保管室（仓库）内，由一名保管员专管。上面按土地面积派征购粮，又叫公粮，每百公斤19元钱（那时都按市斤计算每百市斤9·5元）。还派了规定数量的“三超粮”（留足口粮，种子及其它需要以后多余的粮食叫三超粮）上交任务。生产队卖粮或棉花（我们田乡棉花少）等农产品所得的钱，扣去政府的税收，农业税，人头税等，还要扣去生产大队，公社两级的摊派费用（队为基础，三级所有）。还要除去生产队本身的开支，如买耕牛、农药（60年代还只使用后来禁用了的六六粉）等的开支，还有公积金什么的（公积金其实名存实亡）。所剩的钱按工分多少分给社员，叫“分红”。分红的钱实际上还要扣除口粮钱（按平价即公粮价计算）。真正分到手的钱也就不多了。
劳力强的家庭能分到100元左右。那时消费便宜，鸡蛋4分钱一个，煤油8分钱一斤，中小学学费每期几元钱，大学学费全免，看病有生产大大队医疗站，看病不要钱。到县城27公里7毛钱车票费，去县城办事的人和放假回家的中学生大多步行。糖果、饼干等副食品贵一点，口粮足的人家可以不买。所以，分100元钱的人家就算家底不薄了。
缺乏劳动力的人家不但分不到现钱，反而连口粮款也是欠着的，叫“超支户”。超支户年终领口粮时，必须自己掏钱从生产队买回口粮，否则就要挨饿或享受困难户补助。超支户有两种情况，一是拖儿带女，人多劳少的人家。另一种情况是家中男劳力吃“皇粮”去了（干部，职工，教师，军人），这种人家叫“四属户”。那时我家就是四属户，我父亲在供销社工作，家里就母亲带着五个孩子，分粮食常遭白眼，挑空萝筐转回。供销社卖的吃的东西不多，红糖是计划供应的物资，农村人好几年都没吃过红糖。糖果3毛钱一个，夹生的发饼1元钱一个。在那个既缺钱，又缺乏食品的年代，食品便出现了这种“流血价”。那时，我父亲的工资一月就30多元，就算买30个发饼也不够我们吃一天。记得有一次，我邀了一个小伙伴，五年级的同学范湘衡。两人去了父亲那儿。我和她瞎碰乱闯钻进了供销社的仓库内，发现一缸红糖，我们俩围着糖缸，吃！吃！吃！吃了个够，结果，我吃坏了声带，嗓子嘶哑了半个月。
1964年“四清”运动后，国家对农民的口粮大大放松，农民的生活开始大有好转。
这时，上面传来指示，毛主席号召我们勤俭节约，要“有日思无日”，意思就是在有吃有穿的时候，要想到没有衣食的日子。方法是，在灶头放一个坛，叫“节约坛”。每次煮饭时，将预算内的米抓一把放进“节约坛”内。领袖人物这样提倡勤俭节约，倒像一个平常百姓家的家长。如今回想起来，仍不免叫人有几分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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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9 10:52:00
楼主
发表于 2018-4-9 21:1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