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东方明
一、一百二十两黄金莫名消失
1949年11月下旬,中央公安部、社会部向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的公安部、社会部发出机要件,要求对件内所注明的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调查。分发给华东局的案件中有一起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经华东公安部、社会部研究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进行调查。
要说清这起案件,先得了解一下中共党史上的临时中央。中共党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临时中央。第一个临时中央诞生于1927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挥舞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间,血雨腥风笼罩全国。7月12日夜,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紧急指示,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8月7日,按照临时中央成立时的决定,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对临时中央的机构进一步完善,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的临时政治局。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样,第一个临时中央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928年9月2日结束工作。
1931年9月中旬,党史上的第二个临时中央在上海诞生。组建这个临时中央的原因是,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合计十六人,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到了9月中旬,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周恩来、卢福坦、陈绍禹(王明)、刘少奇四人,仅占政治局成员的四分之一,他们已失去“代表多数”的作用。同时,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工作,陈绍禹将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样一来,上海的政治局成员远远不足半数,按照党章规定,政治局已不能行使其职权。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提出组成人员的具体建议。据此,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此事。商议的结果是,由博古、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报请共产国际审批后,第二个临时中央随即投入工作。
本案发生的时间,即第二个临时中央开展工作后不久的1931年初冬。临时中央在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所需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否则,不但无法开展正常工作,连中央机关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而当时处于地下活动中的临时中央,既无法筹款,也不能开展募捐,这样,只能通过两条渠道解决这个难题:一是由苏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二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这两条渠道中,通常都是以第一条为主渠道,第二条属于辅助渠道。况且,共产国际拨款并非通过银行、邮局汇款,而是安排秘密交通员从境外辗转进入中国,然后再送到上海,其中曲折多多,风险极大,所需时间少则两三月,多则半年,指望等米下锅不大现实。因此,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让即予拨款。
当时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但是,苏区政府还是全力支持临时中央,决定拨给临时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十六两制老秤)。以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长途调运钱款也只有黄金最为便利。这件事由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财政部长)林伯渠负责落实,林伯渠批了条子让从苏区银行“按额调拨”,最后送来的是一堆各式各样的黄金首饰——都是打土豪没收来的,但是,这些黄金首饰零零碎碎的不易携带,于安全有虞,因此,得设法改进一下。于是,就请金匠把首饰高温融化后制作成十两一根的“大条”,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
苏区的具体经办人员想得很周详。考虑到这笔数额巨大的经费从江西送往上海得经由若干个地下交通员之手,这就有一个交接验核的过程,
交割成功后,下线交通员得给上线交通员一个确认收货的凭证:这个凭证是一个银元大小的汉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写后请刻章店铺用经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一枚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样的东西,刻成后按笔画破解成七件。七个笔画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事先将各个笔画和锁具、钥匙各一分寄至(或者送达)预定交接地的地下交通站。上下线交接时,凭暗语相认,以下线钥匙打开上线的锁具确认,交割完成后下线交出笔画,上线则把他掌握的锁具交给下线。上线凭笔画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了使命,已变成上线的原下线交通员则用上线给他的锁具去与下一站交通员接头。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把收条凭证——笔画交给组织,组织则按照规定的方式把这一特殊凭证辗转送交苏区汇总。这个出自林伯渠之手的作为凭证的汉字,曰:快。至于哪七个地方,根据保密规定,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筹款、拨款是财政部的职责,运送那就是其他部门的事儿了。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使用的收条凭证可能是其他汉字,或者并非汉字而是另外的方法。如果运送顺利,那就可以把这些凭证撇开不问,通常是全部笔画还没送回苏区时,对方已经把顺利接收的信息传递过来了.凭证只是发生意外情况时才用得到,不幸的是,这笔历年来苏区向上海方面拨送的金额最大的经费,恰恰遭遇了不测,从而用到了这个汉字凭证。
特别经费运送线上的第一个交通员是1931年11月6日从瑞金启程的,按预定的路线,应该是这样的: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这条路线有些绕,但安全系数大。满打满算,用一个月时间是可以到达上海的。可是,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从11月底开始发电向苏区询问,一直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五封催询电报,苏区这边于是意识到出问题了。当时,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直到1932年元旦那天下午,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业已收到的“快”字的前六个笔画来请他鉴定是否原件,他方才意识到那笔特别经费出了问题。
“快”字的最后一笔——捺,没有送到苏区。苏区政治保卫局于是启动了调查措施。经林伯渠确认,已经送来的那六个笔画确是原件,刻章匠也确认是由其亲手制作的东西。于是,苏区政治保卫局断定: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站均无问题,事情出在松江至上海的那一站。
苏区政治保卫局试图对此事进行调查,可是,以当时的条件,想去远离江西苏区、紧靠上海的江苏省松江县进行调查,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不说其他,光是潜入白区的安全风险就高得难以预料。当然,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请机关设于上海市区的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协助调查。苏区这边也确实这样做了。上海的特科情报人员进行过调查,可是,由于运送特别经费启用的秘密交通员都是由中央个别领导直接掌握的,按照组织规定,这种秘密人员的姓名、地址,是不能透露给其他任何人的,这种情况只能由与其建立组织关系的上线向其.进行调查。所以,特科方面的调查也未能进行下去。一个圈子绕下来,已是三个月后了。于是,政治保卫局只好向苏区政府打报告,要求由苏区政府出面与临时中央那位掌握秘密关系的领导联系,请其安排对此事进行调查。那位领导之前知晓特别经费未能运到中央,不过,虽然交通员是由其提供的,但按照规定,提供后就不能过问苏区方面怎样使用这个交通员,因此并不了解其他情况。这时由中央向其交代后方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就立刻联系松江那位承担最后一站运送特别经费使命的秘密交通员。可是,已经找不到此人了!
|
发表于 2015-6-30 19:06:36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