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前的调查结果就是这样的。
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产生了以下严重后果: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同志遭到杀害;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流产;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等等……
现在,新中国成立,有条件查清该案了。本来,按照行政区划来说,该案应该交由苏南行署公安处去调查,因为松江其时属于苏南行署管辖。可是,以苏南行署公安处的警力和能力,恐怕难以胜任,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交由上海市公安局承办。毕竟松江紧挨着上海,况且,根据案情,调查的触角也有可能伸向上海。
于是,这起被称为“特费失踪案”的案件就下达给了上海市公安局,同时下达给上海市警方的还另有五起其他历史悬案。为此,上海市公安局决定抽调一批精干侦查员组建一个名唤“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悬办”下设六个调查组, “特费失踪案”由第三组负责调查。
第三组有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四名侦查员,蒋文增为组长。四人接受任务后,随即从“悬办”杨家俊主任那里调取了华东公安部转来的卷宗。蒋文增拿到手里就马上掂出了这个案子的调查难度:卷宗袋轻飘飘没一点儿分量!打开一看,果不其然,就是一份材料,两页纸,是关于该案案情的简单介绍,下面倒是盖着中央公安部、中央社会部的印章。四个侦查员传阅后,马上研究怎样着手进行调查。讨论下来,最后决定去北京,向林伯渠秘书长当面了解情况。
于是,次日——1949年12月6日,蒋、徐、胥、邬四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抵京后,等了三天,就见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林老日理万机,但还是给了他们二十分钟时间,于是侦查员就有了如上所述的那番对该案背景、情况的了解。那么,地下交通员的情况呢?林老不无遗憾地说,如果邓发同志还在,他可能说得清楚。
但林老还是向侦查员提供了一条线索:记得瑞金派出的那个交通员好像姓秦,曾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高自立这个名字,如今大多数人听着都会觉得陌生,可在当年江西苏区,那可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一辈革命家,井冈山时期是与罗荣桓、粟裕一起担任连队党代表的战友,后来又担任红三军团政委兼军委书记,组建中华苏维埃政府时,他是土地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国土资源部长)。新中国成立后,高自立在东北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侦查员随即离京前往沈阳。他们还算去得及时,高自立当时因长期操劳已经患病,‘不到一个月(1950年1月9日)就去世了。当时,侦查员未能见到高自立,但达到了此行目的,高自立看了递交的条子后,答称:警卫员小秦,名朴,江西萍乡人,现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任职。
十三兵团当时在广西,于是,侦查员调头南下奔赴南宁。
一、松江交割
在南宁郊区的一座营房,蒋文增四人见到了副师长秦朴。
秦朴1931年时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按照组织纪律,并不知道自己运送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收货方的真实姓名、身份等信息。因此,他事先事后都不清楚执行的是什么使命,甚至连那东西最后是否送到目的地也毫不知情。一直到上海警方的侦查员出现在他面前,他才恍然大悟,说怪不得那玩意儿沉甸甸的!他对于十八年前他执行的那桩特别使命还保存着完整的记忆,他告诉侦查员,当时他是政治保卫局领导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的地下交通员,对外身份是瑞金城内“盛福饭庄”的跑堂,饭庄老板就是他的领导。虽说在苏区红都,可是他们干地下交通的是不能公开真实身份的,为了这趟使命,组织上特地安排饭庄为他制造了一次假工伤,对外称被大米包压出了内伤,要去南平找名郎中李冲一治疗。然后,就带了要运送的物品于夜深人静之际悄然出发了。
从瑞金到南平二百五十公里,秦朴骑马走了六天,所走的路线都是组织上事先安排好的。秦朴抵达南平时是下午两点多钟,随即前往南门关帝庙,他的下线是关帝庙的庙祝。旧时的庙祝,就是管理庙宇的人。关帝庙与文庙一样,是没有僧人人住的,所以庙董会就物色一个忠厚勤快、无田地房产的赤贫之人,全家可人住庙内占用房产两间,免租耕种庙产田地若干亩,世代承袭。庙祝的职责是负责管理庙宇,上香插烛,添油掌火。秦朴并不知晓这个庙祝下线姓甚名谁,也不清楚对方长相如何,只知道应该对上暗语,对方的钥匙开得了他手头的锁,就把东西交给对方,确认无误后收下对方的凭证,话都不说一声立马走人。秦朴拿着庙祝给的凭证返回瑞金,交给饭庄老板,这趟差就算是出完了。那个凭证,他直到此刻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侦查员在纸上写了一个“快”字,他这才顿悟,说原来我拿回来的是这个“快”字的起笔啊,怪不得就是比黄豆稍大的一粒。
侦查员要求秦朴回忆那个庙祝是怎么一个人,秦朴说记得对方三十来岁,肤色黝黑,中等身材,眼睛比较大,再多的特征就说不出了。当晚,在向上海挂长途电话汇报情况后,第三组获得“悬办”的指令:直接去南平找那个以庙祝身份为掩护的地下交通员调查。 “悬办”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调取到当年中央保存下来的绝密档案,找到了十八年前那条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自瑞金到杭州的六名秘密交通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资料,唯独没有从上海去松江执行使命的那位交通员的情况。
于是,第三组即赴南平,很顺利地找到了当年的庙祝、如今的县委副书记。接着,去福州,下温州,转金华,一路顺藤摸瓜竟然都还顺利,最后抵达杭州。
杭州这个地下交通员名叫刘志纯,四十六岁,因早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还是老百姓一个,在一家竹行做店员。侦查员向其调查那次去松江跑交通之事,刘志纯说那次跑交通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为组织上效力。刘志纯说他是1931年2月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那年他二十七岁,是武林门那里的“茂福竹行”的伙计,因为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识得一些字,空闲时经常捧着老板订阅的《民国日报》阅读,一个干体力活的竹行伙计有此举动,这在当时算是有点儿稀罕的,于是就引起了附近一所小学的夏校长的注意。夏校长是中共地下党,可能受了组织上的指示,开始有意跟刘志纯接近,借给他一些进步书刊,时不时还跟他聊聊天下时势。最后,夏校长认定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追求进步的青年,于是就发展他人了党。入党后,却没让他参加什么活动,甚至夏校长也不来找他了 两个月后,夏校长来竹行跟老板聊天,瞅个空子交代给刘志纯两句联络暗语,让他牢牢记住。又过了十几天,学校放暑假了,夏校长再也没出现过。刘志纯好生纳闷,一直跃跃欲试地想着要为革命事业出些力,可是却无人来跟他联系。直到当年年底,他回嘉兴老家去探望患病的老父途中,忽然有一个看上去比较时尚的中年妇女跟他对暗语,说组织上已经把你的关系转到上海了,以后上海方面有事会找你联络的,并当场交代了新的联络方式和暗语。就这样,刘志纯在本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成了一名由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人员。之后,刘志纯一共执行过三次任务。第一次是跑了趟老家嘉兴,在轮船码头接了一位从松江坐船过来的患病男子,从嘉兴坐火车把他护送到杭州,将其安顿在西湖畔的一家旅馆后,事儿就办完了。另一次是从杭州把一份隋报送往上海,他住进了法租界的一家旅社,当天就有人前来取走了情报。那份情报是一卷绵纸,上面一片空白,估计是用密写药水写的什么重要机密。上线是个富家女打扮的三十来岁的女子,当场让他把棉袄脱下来,把绵纸藏在里面。第三次就是跑松江了。
之前半个多月,他收到一封南京来信,里面用暗语写着让他从次日起计算的第十六天至十八天,每天中午十一点去西湖“楼外楼”前等候接头。半月之后,他在第二次去“楼外楼”时与一个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男子接上了头。对方向他交代:一个月之内会有人在某天晚上去竹行(刘志纯是单身汉,晚上独住在供职的竹行内),对上暗语后,双方交接一件东西。刘志纯收下这件东西后,应在当天或者最迟不超过次日动身离开杭州前往松江,抵达松江后入住火车站前的“汉源栈房”,如无意外,应该很快有人来找他接头办理交接。如果三天内无人来接头,第四天则应返回杭州,把东西藏好后照常生活,组织上会另外安排人来接头取物。交代之后,那军官把笔画凭证、锁具、钥匙交付给他。
1931年12月1日晚上七时多,有人来敲竹行门了。那是从金华过来的上线交通员。当然,对方不可能向刘志纯作自我介绍,两人对上暗语后马上办理交接手续,然后,对方就向他挥了挥手转身出门,融入了寒风呼啸的浓浓夜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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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1 1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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