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桃源老光 于 2015-7-4 12:23 编辑
当时的旅馆业,对于旅客住宿的收费方式跟如今略有不同。熟客的话进门开房入住,什么都不用付,到离开时一并结账支付即可;生客登记入住时就须交付定钱,但那不过是意思意思,通常只须付相当于住宿费的10%的金额。付钱后,店家会给旅客一纸凭证,上面写着房号、定价和预付款数额,作为人住和离店结账时的依据。刘志纯认为那张折拢起来的薄纸与“汉源栈房”开给他的那纸收据应该是一样的,小而薄,也是蓝色的。除此之外,刘志纯没能再提供其他更多的内容,不过这也够了。侦查员蒋文增、胥德深返回松江待在杭州火车站候车时,缩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对这个细节进行讨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按照当时地下工作的惯例,由于白色恐怖造成的出行不稳定性,通常上下线交通员接头时都是约了数天时间的,有两三天的,也有三五天甚至一周的,最长的个把月也有。下线应在约定日子内的某个时段前往某处接头。因此,那个黑衫人下线跟刘志纯接头的日期应该也是非固定的,可能是两三天,也可能更长。据刘志纯回忆,那天对方走进“汉源栈房”时什么东西也没带,双手拢在袖管里。这样,可以认为他可能是松江当地城厢镇上的,因为如果是城郊人的话,这个时间城门已经关闭,他无法出城。松江城拢共也就那么大一点儿,城里的老住户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活到四十来岁的客栈老板、账房先生应该是认识他的,可是,据刘志纯回忆,那人进来向账房打听“是否有个杭州来的竹行老板人住”时,客栈老板、账房先生都是一脸陌生,不但没跟对方打招呼,连脸上也没显露出纹丝跟来人似曾相识的神情(这方面的观察对于一个地下交通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可以排除对方是松江城厢人。
黑衫人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应该知道自己的运气未必那么好,能够一下子就撞到刘志纯,所以,他应该是作好在松江待上一天以上才能跟杭州来客接上头的思想准备的。如此,联系到刘志纯看到的其放在钱包里的那张薄簿的蓝纸,侦查员就认为他从城外进入城厢后,可能已经在某家旅馆登记下榻了。蒋文增、胥德深在登上从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时,已经统一了下一步的调查思路:调查松江城里的旅馆。
回到松江,另两位侦查员徐立鼎、邬泓已经等急了。蒋文增遂将去杭州调查到的情况和分析向徐、邬两人说了说,临末道: “不过我们先得有个思想准备,这桩活儿不大好干,别说相隔了兵荒马乱的十八年了,就是太平年代的十八年,要想查到是否有人下榻过还是—个大难题哩!不过,干我们这一行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于是,立刻着手行动。先把他们下榻那家旅馆的钱老板请来,跟他聊了一会儿,获得以下情况:十八年前松江城里有五家旅社—一“汉源栈房”、“清福阁旅馆”、“邢天华客栈”、 “九峰三泖旅社”和钱老板的这家已经开了三代的老牌“大福祥旅馆”,后来,“汉源栈房”关了,就只剩下四家。去年松江解放后, “邢天华客栈”也关闭了,目前就剩下三家了。侦查员向钱老板请教:那么,是否有可能查到十八年前的某一天某旅客曾经下榻过哪一家旅社呢?
钱老板摇头: “可能性很小,你们到我这里来查的话,我们还保存着至少三十年的旅客人住登记账本,其他店家就难说了。 ‘邢天华客栈’呢,肯定没了,因为他们那天关门时,邀我去喝了散伙酒的,我亲眼看到邢老板吩咐伙计把一应账簿什么的都烧掉了。”
蒋文增听说“大福祥”还保存着当年的账簿,就请钱老板把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账簿拿出来,说要查一查。查下来的结果是:1931年12月2日、3日那两天,只有松江本城的“富贵糕团店”的老板周德冲来订过一个房间。那是给谁订的?又是什么样的人人住?账簿上都没有记录。侦查员请钱老板问了两个当年曾经在“大福祥”干的老伙计,都说年月隔得太久,记不起了。那么,“富贵糕团店”是否还开着呢?钱老板说还开着,老板周德冲也活得好好的,一顿能吃两大碗饭。那就去拜访这位周老板吧。
周老板还记得十八年前向“大福祥”汀房间之事,那是为了接待他的亲家,上海来的“聚财绸缎行”账房先生刘羽定。刘账房现在在哪里呢?周老板回答: “他早就死了,是十二年前因痨病不治而死的。”
侦查员寻思那人别就是跟刘志纯接头的黑衫人,于是就问周老板对方是什么模样。周德冲的老婆拿来了照相簿,说那里面有账房先生的照片。一看,跟刘志纯所说的黑衫交通员大相径庭。
这样,一家旅馆就排除了,剩下还有两家——“九峰三泖旅社”和“清福阁旅馆”,次日侦查员登门调查。他们倒也像钱老板一样保留着账簿,不过,并未发挥作用,这两家旅馆那几天生意清淡,并无客人上门。
如此,线索就断了!
|
发表于 2015-7-4 12:19:20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