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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和俗语引我走进《水雷》的世界
万石诗 话语的生成对于一个作家至关重要。王安忆说，小说是阅读的，要有语言的修养。还有人说“文学是语言现象”,好的语言让文学离生活更近。语言是《水雷》的一个重要特色。《水雷》的语言，形象、准确、饱满、节制、幽默；叙述是不动声色的冷色调风格，读起来给人的感觉是简洁、明晰、生动、精准；刻画人物情态、心理,均以最简洁的笔墨来凸显，显现出白描和对话的功力。通过王荫槐先生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长篇小说《水雷》，我们看到了一位老作家的语言功底。 读《水雷》你会觉得，作者通过方言和俗语表现出的湖乡世态，以及人民的苦难挣扎、生死歌哭的生存状态，如同一幅幅图画展现在你面前。作者文学原创的想象力是饱满而丰富的，话语都力求以最形象的比喻和最简洁的方式出现。水乡人，睁眼便是水，取材于水的比喻效果十分形象传神。略举几例： 如写金大柳的思维敏捷果断：“心里有如洞庭湖起了风，一浪接一浪的涌动着。好多往事就如扯起的风篷，在他的脑海里跑得飞快。”“他金大柳说一不二，只要话出了口，就是十条牯牛都拉不回。” 写金大柳的妻子菱妹哀怨大柳不落屋，爱往外跑：“女人的心跟水一样，甩个东西进去，麻利就起了浪。” 如写金水生做错了事，金水湾的人指金水生的背，说：“金水湾避得了风浪，避不了嘴舌，这些嘴舌，也没人拿尺量，说不出个长短。” 如写驾船人遇到好兆头，一路顺风：“三橹当不得一桨，三桨当不得一篙，三篙当不得烂布子（风帆）撑腰。” 不以水来比拟的，同样贴切，如写幺和尚家贫：二十八岁的幺和尚还是光棍一条，今年这清冷的日子他没法过了，径直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缩在床上烤被窝火。” 写国民党中央军面对日军：何里晓得这些家伙样子凶，骨头软，见了小日本，“就像高客子见了猫儿，跑得好快。” 这些生动形象的比喻，这类接地气的俗语方言，无不刻画出了不同类型人物的鲜明个性，描绘出了不同场景的精准画面，赋予了小说以鲜活的生活、生命气息。 小说的画面感吸人眼球，让人从读第一行起，就不愿放下。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人物形象逼真，感觉就像在看电影，镜头感特别强。壮阔的洞庭湖、美丽的金水湾，恬静的渔村、凶险的水路，艰难的世道。还有那芸芸众生，壮士、渔夫、善男信女、地痞流氓、兵痞恶霸，如同话剧舞台上的实景人物，活灵活现，尤其是金大柳、金水生、幺和尚、酒癫子、菱妹、老尼姑……非常真实，近在眼前，富有魅力。一个个场景都清晰得好象一幅幅舞台造景，读者可以走得进去。 金大柳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作者写他武力过人，“站在天井边的一块大麻石上，他静下心来运了运气，双脚就势往下一蹲，脚下的麻石断成几块。”“大柳朝四周看了看，又静心片刻，陡地‘唰’的一个纵步跳上高过人头的围墙，一手猛地插进砖墙里，从中取出一块砖双脚落地后，再把砖抛一半空，‘啪’，接着一反掌打得粉碎。” 写金水生水边生，水边长，把洞庭湖的鱼摸得烂熟，“他只要看水上的鱼泛花就清楚水下是么得鱼；有的鱼，他闭着眼晴，也能摸出来，”叫得出名。 写金水生酒瘾发了：“金水生跑回屋里，吃饭不香，喝烟辣；人在床上跟牛困水的，翻来覆去打着滚。约到半夜，实在是忍不住了，他爬起来拿了个干净蒸钵，射了半钵尿，待那热气消失，捧着钵子咕噜咕噜地喝了几口，真的尝到了酒味。” 《水雷》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一定高度的长篇小说，而语言是其成功的基石。俗语是其中之一，如：“碗里的酒没赐嘴”、“寒露霜降水离沙，鱼奔深潭客奔家”、“这人象湖鸭子扑水的，背起脚板飞跑”、“洞庭湖的麻雀吓大了胆”、“说话不拐弯，象鱤鱼肠子一样的直”、“益发乱了神脉”、“嚼蛆”、“豆渣主意”、“冒绿火”。这些由洞庭湖乡群众所创造，并在群众口语中流传的通俗性的语句，是湖乡人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言，简练而形象化，反映了湖乡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愿望。 而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作品中大量使用的方言，朴实的“方言”。《水雷》基本上是用湘方言中的益沅小片方言写成。这些方言都是作者打小在生活中使用、收集、提练而成的。诸如：“何事”（长官，何事要打死老板娘）；“何么”（何么动不动就摆狠）；“何个”（何个欢得起来）、（你是何个）；“何天”（哪一天）；“何宗”；“何里（在何里）、（他到何里去了）”；“何意（问老尼，这是何意）”。还有诸如“么事”（长官，出了么事）；“么钱”；“么怕”（有么怕的）；“么得”（钱是么得胆，是狗屎）；“么时”（么时来的）。这些方言大多来自湘方言中的益沅小片方言。极少量词汇来自西南官话中的方言。也有个别词汇是岳阳方言或跨小片的方言，如“扯皮绊”（闹矛盾）“猾生子”（奸滑之人）“鲁碗”（大碗）“呷酒”（喝酒）。 《水雷》中的人物与方言完全融为一体，这种精简过的方言已经成为他们身上难以剥离的一部分，折射出他们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这种简省的方言有效地扩大了小说的表现空间。无论是小说的叙述语言还是人物对话，照句讲都一句是一句，按词看罕有虚费。而且字句言词都聚焦于人物的言谈举止，尽力将人物复杂胶着的心理状态与金水湾、洞庭湖的环境融合，融于渔民们举手投足的具体细节之中。 小说《水雷》的语言特色是如此突出、令人难以轻视，以至于它们自己也获得了某种独立于内容之外的象征意义——从语言层面直接构成了一组水乡人的形象：他们浑身水腥味，民族危亡时期的战斗生活，压弯了他们的脊背，夺去了他们的生命。同时也赋予他们不屈的民族尊严，以及穷苦人硬朗的线条和执拗的生命力量。 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就连小说的叙述本身也统一于一种精筛细磨过的湘北民间俗语和沅江、汉寿一带的方言之中。事实上，由于作家对俗语和方言的沉浸，《水雷》不仅仅是运用了某种独特的俗语和方言在写作，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部以俗语和方言来感知与思考的小说。汪曾祺曾用“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来强调小说语言与内容的不容割裂。可以说，是俗语和方言成就了《水雷》这部小说。 《水雷》的对话和叙述为什么要用俗语和方言，作者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列举过三条理由：一是他的喜爱，早就注意俗语和方言的收集和应用。二是这些俗语和方言的流传年代久远。有的字词，其音其义与“吴音”雷同，细究起来蛮有意思。三是从小记述的就是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湖心岛上一个渔村的故事。这样的背景，采用与之相适应的俗语和方言，就会使人物的生存环境、自然环境，语言环境更加融合，更加和谐，也更能体现它的地域感、时代感、真实感、整体感。作者还聊起过，出版社读过《水雷》书稿后，觉得方言地域性太强，异域读者读起来费劲，提议修改，或者增加注释。作者虽然部份采纳了出版社的建议，但是仍旧坚守了他要用方言写作的初衷。《水雷》的语言、人物、主题相互契合、浑然天成，仿佛确证了那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老话。 文学写作不是一时一地的感受，一个作家必须去熟知一个地方的古往今来，用合适的语言，在某一个点上跟祖先和后人取得某种精神上的联系。我们读着《水雷》中的俗语和方言，能感知洞庭湖区水乡鱼村百姓的生存、觉醒、抗争；能感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洞庭湖上的抗战腥风血雨；感知到我们祖先在水乡鱼村的生活，感知到洞庭湖历史的一个断面。《水雷》连接起了这个大湖从古到今的一种情感，这正是作家要呈现给我们的。 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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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30 20: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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