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组在调查中还有一个收获:从当年的“祥德源”学徒,如今的“雷允上”药工师傅李小庆那里获得了一张1931年“祥德源”吃中秋团圆饭时拍摄的全店合影,其中自然有梁壁纯。这张照片拍摄得很清晰,保存得也好,虽然因为时间久远有些发黄,但请市局技术处的专家稍作处置后就光鲜如新了。
1950年2月24日,侦查员邬泓、胥德深带着这张照片前往杭州请刘志纯辨认,刘志纯一眼就认出了梁壁纯。至此,终于可以确认当年“祥德源”店员梁壁纯就是那个前往松江与刘志纯接头并交割了“特费”的地下交通员。2月26日,第三组四名侦查员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对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进行了研究,认为往下要做的就是:揭开当年梁壁纯的失踪之谜。这个谜底肯定与“特费”有关。
当然,寻找梁壁纯当时凭空消失的线索,具有相当的难度。侦查员分析,梁壁纯是平静地结束松江之行返回“祥德源”,然后不露声色地消失的。而从事后郭老板以及法租界巡捕房去其住处查看和向邻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他其实自12月1日上午离开住处后就没再返回过。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梁壁纯对于自己的“失踪”是有准备的,也就是说,正是他自己制造了失踪。梁壁纯为什么要制造失踪?显然与他作为地下交通员所完成的任务有关。可能是梁壁纯在完成交割后有意或者无意间发现他所运送的“货”竟然是一百二十两黄金,从而起了贪婪之心,于是,他就决定侵吞黄金,然后远走高飞。
除此之外,另有一种“非侵吞”假设:梁壁纯返沪后去“祥德源”前,还没有向其下线办理交割。他先去了趟药店,然后再去办交割,就在离开药店前往接头的途中出了事。出了什么事?会不会是被捕了?这种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当时组织上在追查这个案子时也曾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动用了法租界、公共租界以及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及“中统”的所有内线进行了秘密调查,各方均无关于这方面的消息。所以,第三组的观点倾向于梁壁纯侵吞了这笔巨额财富。这样,调查方案也就形成了:寻找梁壁纯,可先从查’摸其当年的家庭住址作为切入口。
之前,侦查员了解到梁壁纯是嘉定县人氏,在上海没有家口,每年大约回家两三次,都是在药店生意最清淡的时候。可是,嘉定是个大县,光城镇就有城厢、南翔、黄渡、安亭、娄塘等,梁壁纯家住嘉定的城镇还是乡村,是哪个镇抑或哪个乡?调查工作的第一步,看来先得解决这个问题。 次日,侦查员分两路开始调查,一路是蒋文增、邬泓去查原法租界公董局留下的商业档案,查询“祥德源国药号”向公董局申请变更时递送的材料,指望能够从中找到店员资料;一路则是再次去向当年与梁壁纯在“祥德源”共过事的那几个药工师傅了解,希望他们能够回忆起与梁壁纯家乡有关的什么事儿来,好作为寻访梁壁纯家庭住址的参考。
这两路调查全都没有见效。法租界公董局的档案里,有受理登记时“祥德源”的原始材料,也有关于从老板到店员的健康状况资料,可是,根据法国管理者(法租界公董局商业处和卫生处)的规矩,他们只分别负责登记开业申请和健康检查,而那是不必登记店员的家庭住址的,所以内中并无侦查员需要的内容。而另一路对“祥德源”原店员的调查,也未有什么收获,梁壁纯不愧为一个有资格执行临时中央重要秘密交通使命的地下人员,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具备一个优秀情报人员的基本素质,在那么长的时间里竟然没向朝夕相处的同事聊起过哪怕一星半点儿关于自己家乡的细节。这样,第三组就只好退而求其次:既然说是嘉定的,那干脆就到嘉定去查查,指望能够撞到好运。
这个运气还真给他们撞到了。侦查员到了嘉定县城,先去县公安局。县局接待的徐副局长听明来意后,说这事好办,我马上跟县工商联的同志联系,请他们找几个中药店铺的老板、账房、老药工师傅开个座谈会,请他们回忆一下嘉定地面上以前是否有过一个在上海法租界“祥德源国药号”工作的名叫梁壁纯的老药工。
结果,人到齐了,这个会却没开起来。怎么呢?竟是意外惊喜:最后一个到县工商联的是七十三岁的嘉定“积福堂中药店”创始人陆积福。“积福堂”传到他儿子手里后经营了数年,就在战火中遭到焚毁,但老爷子是当地中药界权威,所以药店虽然不在了,名望是摆着的。这回工商联召集全城中药业的主要人物开座谈会,当然也少不了他。老爷子坐定后,那些后辈都来向他请安问候,他就问今天开什么会,怎么事先没发书面通知。工商联的人就告诉他公安局来电要求协查一个什么样的对象,请大家回忆一下咱们嘉定以前有没有那么一个人。陆老爷子听着就笑了,说还调查什么,梁壁纯就是我们“积福堂”出去的,算起来,他是我收的第一个学生子(沪语,即学徒)。
侦查员得知这个情况,自是喜不自胜。可是,往下就喜不起来了。据老爷子说,梁壁纯家住嘉定南门外,婚后生育了三个子女。其妻小名贞姑,黄渡镇人,原无业,后来梁壁纯忽然失踪,光靠以前的积蓄难以谋生,就把嘉定这边的房子卖掉后拖着三个子女回黄渡娘家做起了小生意。那还是民国二十年左右的事儿,后来情况如何不清楚。侦查员连忙向老爷子请教: “贞姑娘家住在黄渡何处,您老知道吗?”
老爷子说: “贞姑刚拖着子女回黄渡头一年过年时,我请人给她捎去过一条猪腿、一条青鱼和一些小孩儿吃的糕点零食,她收到后马上给我写来一封信表示谢意,记得信封落款是黄渡千秋桥堍。”
第二天,3月2日,第三组一千人去了吴淞江畔的黄渡古镇。还是先到派出所,一问,民警说千秋桥那里是有一条长街,可是没有听说过单身妇女拖带着三个子女过日子的。侦查员徐立鼎一口山东话,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现在那妇女应该是步入老太太行列了,子女呢,肯定已经长大成人了。派出所所长也是山东人,一听乡音分外亲切,说我们是山东老乡哩!老乡放心,立马查!
查了半天,竟然让民警给打听到了:贞姑大名叫陈孝贞,以前确实住在长街上,后来全家搬走了。什么时候呢?邻居回忆说是抗战时期,大概民国三十一年前后吧。
民国三十一年就是1942年,那年他们全家搬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那么多邻居没有一家知道的。他们是那年秋天的一个夜里悄悄走的,反正家里打开后门就是河浜,一条小船载走了他们,听说东西都没带,光带走了各人的衣服——那是第二天听贞姑的姆妈说的,她们是住在一起的。不过,她也没说过贞姑去了哪里。
走得如此神神秘秘,颇有当年梁壁纯的行事风格,侦查员越发怀疑:难道是梁壁纯在与家属中断九年联系后,忽然把他们接走了?
“那么,那位老太太如今还在吗?”
“没了!今年正月里走的。不过老太太死时,贞姑回来了。”
侦查员寻思那就有戏,既然来办丧事,那就会跟其他亲戚接触,接触之中难免要说说各自的生活、家庭成员状况什么的,只要贞姑说过片言只语,那就可能成为线索。赶紧找贞姑家的亲戚去调查吧。抵达黄渡的第三天下午,侦查员终于获得了一条线索:贞姑后来果然是被其夫梁壁纯接往上海浦东的,现住在浦东洋泾镇!
3月4日晚上,洋泾镇上的钟表匠、五十六岁的申继谷——即当年的临时中央地下交通员梁壁纯,被“悬办”第三组请进了上海市公安局。与此同时,侦查员对梁壁纯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无甚发现。后在梁壁纯的提示下,从灶膛下挖出了一份密藏于陶瓷药罐里的文件——是曹家渡一家旅社为梁壁纯出具的证明。
梁壁纯向第三组的侦查员作了以下陈述——
当年法租界“祥德源”老板郭北昌有个胞弟名叫郭斗昌,是留学英国回沪的机械工程师,1926年在制造局供职时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后来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的部分武器就是由他提供的。1927年3月,由周恩来、王若飞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上海的中共活动全部转入地下。郭斗昌是技术型力量,未曾暴露中共党员身份,但也以“养病”为由暂时离开了制造局住到了法租界“祥德源”来避风头。郭斗昌在中药店住了三个月,与梁壁纯十分投机。梁壁纯性格内向,心里却是剔透,原本就有追求进步的潜在愿望,在郭斗昌的启发下,很快就产生了向中共靠拢的念头。于是,郭斗昌在1927年7月离开上海前往南昌前(后牺牲于南昌起义中),跟粱壁纯作了一次正式谈话,说他离沪后会另有人来跟梁壁纯接触,如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来人谈。不久,果然有一个自称“老屠”的人来和梁壁纯联系。这个老屠,次年成了梁壁纯的入党介绍人。梁壁纯入党后,组织上让他利用“祥德源”店员身份做情报交接的秘密工作。他的活动范围是上海市及周边郊区,每次他都能圆满完成使命。渐渐,使命却下达得越来越少——经过考验后,他已经成为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交通员。正是因为上升了级别,所以最终才有了1931年12月初的那趟松江之行。
与当时为运送“特费”而特地建立的这条漫长的秘密交通线上的其他地下交通员一样,梁壁纯也不知道自己这次执行的是什么任务、运送的是什么东西,只知道必须安全、快速地完成这桩使命,领导向他交代使命时严肃地叮嘱: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这是之前执行其他机要使命时从未有过的严厉措辞。
之前数日, “祥德源”老板就已经几次催促他去松江跟“余天成”联系明年的成药生意了,而且请正好来上海办事的族侄、“松金青中心保安团”营长郭洪顺写了一纸下榻于松江城内保安团招待所的担保书。
梁壁纯于1931年12月1日清晨离开上海前往松江,抵达后先去保安团招待所登记入住。这段日子正是保安团开会淡季,招待所床位大多空着,管事人见梁壁纯拿出的是郭营长的担保书,客气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正面对着司令部大门口的单人房间,收了押金,给了他一张盖着保安团司令部大印的出人证和一纸收据(就是被刘志纯瞥见的那张薄纸)。这张出人证相当于入住这家内部招待所的房卡,可以自由进出司令部。而出了司令部后,又有一项强大的功能:可以用来对付来自保安团或者警察局岗哨、巡逻队的盘诘和搜查,至于各条街道上的保甲人员自己组织的什么巡逻队,那更是一帖老膏药,一出示就灵光。这也是梁壁纯抵达伊始立刻就去登记的原因。
然后,梁壁纯先去了趟“余天成”,跟人家洽谈了业务。下午两点,他去了火车站对面的一家茶楼,在二楼正对出站口的位置选了个临窗的座位,唤来跑堂,拿出一枚银洋,说他要把这个位置包下来,时间是从此刻开始到5号下午关门,这银洋是茶资和小费。此后三天,每天上午七点到下午四点,梁壁纯就一直泡在这里。要一壶茶,拿出带来的账本和一个只有两个巴掌大小的算盘,喝茶、抽烟、算账,这是当时茶馆里常见的一幕。
12月3日清晨七时多,刘志纯从火车站检票口出来的第一时间,就被梁壁纯盯着了。这倒并非他眼睛尖,而是因为根据规定,刘志纯穿了比较容易识别的衣服、戴了约定的帽子。于是,梁壁纯就知道这是上线来了。他移步下楼,出门时正见刘志纯从门外经过,就佯装散步尾随其后,一直看对方进了附近的“汉源栈房”。
当晚,梁壁纯即去“汉源栈房”接头,完成交接后返回保安团招待所时,他在路上遇到了保安团的另一支夜间巡逻队,唤住他盘诘,但一见他出示的司令部出入证就马上放行了,领头的班长还连声表示歉意。
1931年12月4日上午,梁壁纯携货离开了松江。事先,组织上考虑到携货返沪时,在松江车站上车应该无事,但到了上海下车出站时可能就很难说,那段时间,敌人对每趟来自江西、福建、浙江方向的列车都盯得很紧,因为那里是“赤区”。因此,领导交代梁壁纯应绕道青浦走水路返沪。 松江、青浦两县相邻.当时没有公路,两个县城之间的往来靠走水路,有一班小火轮。梁壁纯于上午九时许坐上轮船,至下午五点方抵青浦东门外的轮船码头。然后,立刻买了一张前往上海的轮船票,上了停靠在一侧的另一条小火轮。那条小火轮被青浦人称为“上海班”——意思就是开往上海的班船,也是每天一班,傍晚六点出发,次晨六点驶抵上海。上船后等候了一会儿, “上海班”准点启航了。梁壁纯不知道,他此刻面对的是一趟危险之旅,十二个小时后,他将面临人生的巨大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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