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级干部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党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历来注重抓党的纪律，他认为，加强党的纪律关键在高级干部。
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就为工农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执行党和军队纪律方面，毛泽东不允许高级干部有任何特殊。1937年 10月，红军干部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陕北公学一个女学生。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有人也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毛泽东态度明确，支持法院判决。他在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中说：“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依法被执行枪决，从此，“党内任何人在纪律面前没有特殊”的观念深入人心。
由于我们党和军队在过去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之下，曾经允许各地党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很大的自主权，以发挥其积极性，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毛泽东多次告诫高级干部要克服自由主义倾向，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长征中，张国焘不听从中央北上的命令，坚持南下，公然另立中央，到陕北后受到严肃批评处理。1938年 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发现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开展。毛泽东把健全请示报告制度作为加强高级干部纪律性的重要手段。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当发现有些地方执行不到位时，他提出严厉批评：“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重申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没有放松对高级干部的纪律要求。“三反”运动中，毛泽东没有因刘青山、张子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广而同意宽大他们，两大贪污犯被依法处决。当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处理此案的薄一波后来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
1954年 8月，毛泽东了解到少数军队高级干部存在腐化堕落、无视党纪国法的情况，经他批准，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点名批评了一些高中级干部，指出：对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人，不论其职位多高，必须给以纪律制裁，对那些包庇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的组织和个人，也要进行必要的查究。这一指示后来得到有效落实，在全军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对全军官兵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起到教育警示作用。
毛泽东在接见高级干部时，曾多次亲自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其加强高级干部纪律性的用意十分明显。在他的推动下，纪律严明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
四、高级干部要带头坚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是党坚强有力的根本保证。这一制度能否落实，关键还在高级干部。毛泽东把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对高级干部的一项基本要求，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反复强调。
历史上，我国长期是宗法制社会，且影响深远，反映到党内就出现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从建党初期到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很多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对“民主生活”及“民主和集中的关系”认识模糊，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是很好。要么就是民主不足，表现为家长制、
一言堂；要么就是集中不够，搞极端民主化。
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地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他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从两方面坚持民主集中制：
（一）发扬民主，“让人讲话”
在遵守党的纪律的前提下，党组织和高级干部要允许党员和其他同志充分地表达不同意见，并且正确地对待不同意见。毛泽东在党内大力营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民主氛围。他说：“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毛泽东认为，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他指出：“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他还拿中央常委、政治局举例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他用幽默的语言批评那些不让人讲话的高级干部：“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正确对待批评，勇于开展自我批评。他说：“我们不怕人家批评，我们是批不倒的，就是犯过路线错误的也不怕批评，也是批不倒的，只要有改正错误这一条就行。愈是不怕人家批评，愈是敢让人家讲话，给人家讲话的机会，人家的批评可能会愈少。”“过去人家告罗炳辉两条，我告诉罗炳辉的也是两条：一条是人家对你有意见就应该听，准备听十年八年，让人家讲够，讲够了他就不讲了；第二条，你自己讲，你讲了，人家就不讲了，或者讲得就少了。总之，不听不讲是不行的。”
（二）反对极端民主化，坚持“四个服从”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极端民主化的危害。1929年 12月，他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专门谈到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提出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强调：“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毛泽东严厉批评那些没有大局观、不讲集中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说：“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
为落实对领导干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要求，毛泽东明确“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他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他强调，要防止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这两种偏离集体领导原则最易出现的倾向，“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为此，他在制度设计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历史证明，高级干部能否带头坚持民主集中制，直接关系党的事业成败。
发表于 2018-6-16 05: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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