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级干部要把维护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行的标准
党的团结统一是争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基本条件,而高级干部又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关键因素。毛泽东对此有深刻认识,他指出:“只要中央与高级干部是团结的,全党必能团结。只要共产党团结,必然无坚不破。”
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革命需要,我们党领导和创建了许多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分散和互相不接触的情况下,各个革命根据地长期开展相对独立的游击战争,客观上形成过“山头”,也曾出现过一种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倾向,即“山头主义”。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山头主义的危害: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会发展成宗派主义,一个山头下来的人彼此抱成一团,搞团团伙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
毛泽东在高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主张从实际出发,首先承认山头,照顾山头,但是坚决反对山头主义,以维护党的团结。中共七大召开期间,对中央委员会选举要不要照顾到各个方面曾有争论,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特定时期照顾山头,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山头主义,实现全党的团结统一。
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必须紧密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坚决执行中央制定的路线和方针。他在党的七大上指出:“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当然,毛泽东主张的是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他说:“要在一个原则下团结起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是头脑清醒的团结,不是盲目的团结。”
毛泽东在讲话、谈话中经常教育高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他旁征博引,生动风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曾以《西游记》阐发共同信仰与团结的关系,他说: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去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毛泽东还以《三国演义》启示高级干部讲团结、克服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他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对于有大局观念、讲团结的高级干部,毛泽东总是给予肯定和重用。毛泽东对罗荣桓有过很高的评价:“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可见,毛泽东最为推崇罗荣桓的品质,就是他原则性强、讲团结。
而对于破坏团结,分裂党,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行为,毛泽东态度明确,坚决打击,绝不纵容。1953年,当毛泽东发现高岗、饶漱石背地里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后,果断采取措施,进行严肃处理。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54年 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高级干部讲团结作出系列规定。决议指出,高级干部要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后面这句话正是毛泽东审阅决议稿时加上去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毛泽东发现林彪、江青等人有搞派系、玩阴谋、闹分裂的迹象时,没有姑息,给予十分严厉的批评和处理。毛泽东晚年一再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正是在这一原则下,高级干部中的许多老一代革命家得以被保护。
三、高级干部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党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历来注重抓党的纪律,他认为,加强党的纪律关键在高级干部。
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就为工农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执行党和军队纪律方面,毛泽东不允许高级干部有任何特殊。1937年 10月,红军干部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陕北公学一个女学生。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有人也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毛泽东态度明确,支持法院判决。他在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中说:“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依法被执行枪决,从此,“党内任何人在纪律面前没有特殊”的观念深入人心。
由于我们党和军队在过去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之下,曾经允许各地党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很大的自主权,以发挥其积极性,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毛泽东多次告诫高级干部要克服自由主义倾向,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长征中,张国焘不听从中央北上的命令,坚持南下,公然另立中央,到陕北后受到严肃批评处理。1938年 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发现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开展。毛泽东把健全请示报告制度作为加强高级干部纪律性的重要手段。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当发现有些地方执行不到位时,他提出严厉批评:“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重申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没有放松对高级干部的纪律要求。“三反”运动中,毛泽东没有因刘青山、张子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广而同意宽大他们,两大贪污犯被依法处决。当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处理此案的薄一波后来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
1954年 8月,毛泽东了解到少数军队高级干部存在腐化堕落、无视党纪国法的情况,经他批准,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点名批评了一些高中级干部,指出:对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人,不论其职位多高,必须给以纪律制裁,对那些包庇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的组织和个人,也要进行必要的查究。这一指示后来得到有效落实,在全军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对全军官兵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起到教育警示作用。
毛泽东在接见高级干部时,曾多次亲自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其加强高级干部纪律性的用意十分明显。在他的推动下,纪律严明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