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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然的回忆35
岁月如歌
陈贤明/作者 天风/责编
二十二 戏说户口
又说到了户口的话题。
那时国家对大、中专毕业生是包分配的，到1996年以后才不再包分配。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合口镇中学教书，于是我又回到了讲台上。现在，我由民办教师变成了公办教师，学校给分配了套间住房，思想上再也不受阶级成分的困扰，我从阴沟里爬到了地面上，本应莫大的满足。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饿肚子时想吃食物是最大的欲望，吃饱了肚子又想吃好的，有了好的又想穿名牌衣服，穿上了好衣服又想住好房子，有了好房子还想开好车子，有了好车子有的人又想换妻子……没有谁能把人的胸前窝填平，知足常乐不容易啊！人的一切烦恼、麻烦，都是因无止境的欲望而起。我现在的最大欲望就是想把我孩爸（我一直叫他孩爸）和儿子爷俩的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
这家庭还是以女人为中心，俗话说，女人是家的箍桶篾，家庭里没有了女人，它就是一盘散沙，不像个家庭了。说起来还是我害了我孩爸，使他现在家不像个家，户不成一户。要不是我，他现在肯定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安安稳稳地过他的小日子。井里青蛙井里好，绝不会涉及什么户口不户口的问题。
后来，我把孩爸、儿子一窝端，都带到了学校。孩爸被学校照顾性地安排在学校后勤处工作。生产队随即把他们爷儿俩的户口注销了，目的是为了避免某些税务。就这样，孩爸、儿子爷儿俩成了“黑户口”。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虽然改革开放的烈火已经燃遍神州大地，但许多人还是沉浸在跳“农门”，转户口（即我前面讲过的“农转非”），吃统销粮，进保险箱的酣梦中。
那时，两夫妻一个在城镇工作而另一个在农村务农，这样的家庭叫“半边户”，比如我的家庭就是半边户。半边户多为当兵复原后安排了工作的复原军人家庭，民办教师转成了公办教师的教师家庭。
这些半边户为了农转非闹尽了笑话，比如我前面讲过的装疯。还有的人装病；有一实施了结扎手术的女家属说，医生在给她结扎时把纱布掉在肚子里了，肚子一直痛。所以她走路时总捧着肚子。这些人后来都农转非了。
课余后，老师们在办公室休息，有的在谈关于“下海”（停薪留职去经商），有的在谈户口的话题，谈论投靠政策。从我大队小学调来的周老师说：“娟老师，我给你出个好主意。”因为周老师总爱开玩笑，于是我回了一句：“什么好主意，我看你嘴里吐出的是不是象牙？”周老师说：“哟嗬！娟老师，今非昔比呀！以前你性格内向，现在你不仅开朗，还学会了油腔滑调，骂人还不带脏字，不失文雅。”我说：“环境造就人呗！正如你所说——学的。”周老师接着说：“我真的给你出个好主意，别人能装，你也能装。你把你孩爸的腿上扎上纱布，装跛子。”我一听笑得呛着了：“这我做不出来，何况还要经过指定医院的医生鉴定的。”
周老师想了想又说：“听说越大的官越仁义，我建议你直接去找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姓汪，听说他以前也当过老师。我认为你这个家庭有特殊性，农村家庭没有女人一盘散沙，男人劳动回家后没热饭吃，没热茶喝等等等等。你就把情况如是反应给书记，政策是人定的，政策定了是死的，但人是活的，说不定书记酌情处理，批个条子，给你开个绿灯哩！”
我很委屈地说：“你为什么说这些？你在同情我？”
“不是，不是，我是看在我们多年同事的份儿上，同事之间相互关心不也是应该的么？”周老师说得很诚恳。
周老师的话在我脑子里打了一转，这人，总想象让命题的思路按自己的逻辑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最后得出自己所需要的结果的结论。
我兴致勃勃，调好了课，请了假，买了两条“三五”牌香烟，于第二天早饭后上了县城。我找到当年在文革中收留过我的县委大院，没有时间去想过去的事，也没有心思去伤感。经传达室一通融，我到了汪书记家。汪书记家四壁挂满字画条幅，听说这都是汪书记的杰作，书记还是个文人雅士。我心中几分敬意油然而生。汪书记和夫人都在家，夫人对我是笑脸相迎，还搬凳让我坐，书记非常热情地问我为何事而来。还真是仁义啊！我感动极了，随手把烟放在了书桌上。我把我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书记作了陈述。我以为书记一定还会说难啊————可考虑啊——什么的，打一打官腔。若这样我不知该还怎么求他，求人多难堪哪！哪知书记二话没说，从书桌上拿起纸和笔，这纸和笔就像是预先准备好似的，他大手一挥：“某某部门：请解决合口镇中学陈悠然老师丈夫和儿子农转非问题。 汪某某 1984 年 10月 6 日。 ”汪书记说，你去劳动人事局找一个姓唐的办事员给你办。我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夫人拿着条子，提着我送来的烟，把我送到门口。她把条子递到我手上，把烟塞给我，说什么也不肯收我的烟。
我提着烟，拿着条子往回走，一路上，那高兴的心情无法言表，我恨不得将手中的条子亲一口才好。我快步如飞地到了书记指定的部门，也找到了那个姓唐的办事员，毕恭毕敬地把条子交给了他。只见他用电话座机（那年还没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讲了几句什么。然后，他将手中的条子在手心里一捻，丢进了字纸篓。我惊得眼珠子都转不动了，他怎么这么大的胆子？连县委书记的指令都敢不执行，还把字条丢到字纸篓里了。这事儿实在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纳着闷儿走出了该部门。
在街上，我碰到了在县物资局工作的财大叔，财大叔问我在忙些什么，我就把情况如实讲给他听了。财大叔毕竟在县城工作了多年，对上层机构多少有些了解。他说：“傻孩子，你不懂，这叫官官相护。这么大一个县，找县委书记解决个人问题的人多，但问题不能都解决，他就批个条子打发走人，免得啰嗦。再由下面的人把条子压下去，替他解围。”我还是不解：“如果我是他亲戚，这问题还真要解决呢？”财大叔说：“那就不用你跑啰！也不用写条子啰！书记一个电话一打，下面的人歉自己的腿子跑得慢，有关部门是竹子做吹火筒———节节通，事办好了再送上门。”如果不是在街上，我会一屁股坐在地上软瘫下来。
回家的路上，我简直烦透了。什么仁义，道德，什么文人，雅士？好一个笑面虎。这不是把老百姓当猴耍吗？有这个必要吗？书记仁义的好口风都吹到周老师耳朵里去了，这说明被耍的远远不止我一人。我烦了一会儿后，又自己安慰自己，我和县委书记一不亲，二不邻，三不熟，没丢什么面子，烟也拿回来了，又没什么经济损失。人不求人一般大，水不流时一样平，今后若碰见了你，我与你一般大。我高兴而去，也算高兴而回。
回校后，第一个想知道结果的人就是周老师，当他望见我满脸笑容走进办公室时，忙站起声招呼：“恭喜呀！办妥啦？”我说：“汪书记说，政策不允许，办不好。”周老师冷了半截腰，表现得很尴尬。“汪书记真的很仁义，我还喝了汪书记一杯茶哩！”这句话缓解了周老师尴尬的情绪。我又说：“周老师，我还是要感谢你的一片好心。”周老师说：“你谢我我就不好意思了，事又没办好。”我笑着说：“事虽没办好，我还是有收获，长了见识是不？”周老师说：“你能这么乐观，很好！很好！”
一个月后，有一天早晨，我上街去买菜，在街上我碰到了花子。花子说正准备上我那儿去。我们两个人在面馆里吃了点早点，扯上了白话。花子说，他从1972年起一直在社办珍珠场工作，当销售员，养珍珠的水面就是我们小时候捞“鸡头”的地方，他说他家里人都还好。然后他话头一转：“强子转业回来了，安排在县公安局当局长，你知道吗？”我楞了一下，说：“不知道，我很少与外界接触。我知不知道有什么关系？”花子又说：“这些年，强子和我没断过联系，他从我这儿打听你的情况比问我的情况还多些。”我漫不经心地说：“他打听我的情况还有什么意义呢？”花子说：“也许，他还眷恋着你吧！当初，在那种情况下，他可能也是没办法。”我说：“没办法也好，有办法也好，现在说这些都不起作用了。”我接着问：“听说他动过一次手术，什么情况？现在好吗？”花子笑着说：“动手术是在1977年，摘了一个良性瘤子，没事。你看！你不也还挂念着他？”我压抑住自己的情绪，把泪眼藏在笑脸下，说：“这么多年的感情，怎么说抹就抹得掉呢？”花子神秘地说：“你知道吗？户口是公安局管的。”我说：“那又怎样？”花子说：“你家那位和孩子不是都没解决农转非吗？”我说：“我是决不会去找他的。”花子着急：“娟子，人犟损财，牛犟损力，现在外面什么世风？你还在这里讲志气？”我说：“花子，谢谢你跟我讲这些。”花子说：“你跟我还说什么谢，你看着办吧！我还有别的事，下次再聊。”两人各说了些客套话，花子走了，我忙回去上班。
我想，我这次与花子决不是偶遇，但我宁愿不要那农转非，也不会去找强子。
后来，子女户口随母亲的政策得到落实，我儿子终于转成了城镇户口。
1992年以后，粮食政策开放了，国家取消了统销粮政策，农转非政策也取消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开使实现了，不少农村出身的有钱的生意人以老师和干部可望而不可及的数目的钱买到了城镇户口。这些人对城镇户口是着了魔啊！拿一大把钞票就为了买一张曾经梦想过的纸。
2008年，我在县城买了一栋带有当街铺面的房子（2003年至2013年我在私立学校打工赚了一点钱），一共两间，那铺面前一段时间是粮食局经营过粮油食品的商铺。根据与买房有关的政策，即用一定数额的钱在城镇买了房子的人，可登记城镇户口。就这样，我孩爸这个二十多年的黑市人口终于落户城镇。我们一家四口：孩爸、我、儿子，1982年（计划生育的风口浪尖上）出生的女儿，终于是一户了。
可笑的是，从农村走出来赚了钱的生意人拿大钱买了城镇户口，有的人后来又亏了，一亏如山倒啊！俗话说，生意买卖眼前花，狂风吹不倒犁尾巴。于是，他们想回去，依然种田，可是农村不收。为啥？农村已于八十年代就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你回去跟人家争土地，人家当然不收。现在，“非”转“农”———难！
世事多变，人生百态。生活真像一个万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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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29 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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