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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城常德（五） 五 福兮祸伏，富水的常德自古以来也是水灾频发的重灾区。 常德历史上发生的重大水灾，多版省志府志都有记载。今人记述与分析常德历史水灾，笔者见闻所及，以1991年版《常德地区水利志》、1992版《常德县水利志》、1989年版《常德市堤防志》和2000年版《常德城市建设志》最为详实。 《常德县水利志》统计分析，自晋咸宁二年（265）至公元1991年的1726年中，发生有记载的重大水灾132年次，平均约13年一遇。自明朝建文三年（1401）至1991年的近600年中，共发生大小水灾98次，平均约6年一遇；其中清代267年发生水灾51次，平均约5年一遇；民国38年间即发生水灾15次，平均仅两年半一次。 魏晋时期，常德共发生有记载水灾（含今武陵、鼎城、德山，下同）六次，其中，“晋太康元年（280），八月，武陵、龙阳雨水淫，漂屋室，害稼杀人”（《嘉靖常德府志》）。 唐代，常德水灾七次，其中，“永贞元年（805），朗州之熊、武五溪水溢。秋，武陵江水溢，漂万余家”（《新唐书·志·卷二十六》）。 宋代，常德水灾十四次，其中，淳熙“十六年五月，沅、靖州山水溢，沿江下辰州，常德府城没一丈五尺，漂民庐舍”（《文献通考·卷二百九十七》）。 元代，常德水灾七次，其中，“延祐元年（1314），五月，常德路武陵县雨水坏庐舍，溺死者五百余人”（《元史·志第三·五行》） 见诸史志的明代以前水灾很少，可能源于宋元以前的常德史志均已散佚，而省（道、路、行省）以上通志类史志对于地方灾患的记载往往不够周详。但，主因还是明代以前常德水灾确实较少。如前文所述，隋唐宋元时期，洞庭湖地区还在沉降扩展的初期，洞庭湖主体局限在今磊石山——赤山一线以北、赤山——华容一线以东地区。洞庭湖还远未扩张到常德地域。 明清时期，常德水灾不断增多且频次也一再升高。因为明代起，湖北境内荆江临江大堤修筑，荆江三角洲迅速扩展，长江水“北水南侵”，倒灌洞庭湖，洞庭湖水面迅速西扩到武陵、龙阳县境。每到雨季汛期，洞庭湖与长江两水顶托促涨，致使常德沅水水位急遽升高，大水频频冲决临洪大堤；西洞庭湖每年春夏雨季，汇聚一片连天汪洋，成为武陵城北面内患。外洪内涝，两水夹击，常德水灾明清以来于是越来越严重。 明代，常德水灾二十四次，仅嘉靖年间（1522——1566）四十四年内即发生有记载水灾六次。其中，“嘉靖十三年（1534），四月，大雨，河溢决堤。大水冲决槐花、花苗、南湖、皂角、大围等堤”（《大明一统志》）。 清代，常德水灾五十一次，仅道光年间(1821——1851）三十年内即发生有记载水灾十三次。其中，最为惨重的是道光十一年（1831）水灾，是年“大水，城东、西堤俱决，漂没居民不可胜计。五月，大雨水涨，五溪合注武陵，溢南岸堤。十三日甲子辰决北岸堤，自河洑以东至城西，决口数十处。城东一里处，同时亦决。洪水涌决城西，覆舟拔屋，叠压以下，环西北城屋尽坏。次年大饥大疫，殍以万计，民户多绝”（《同治武陵县志》）。 民国时期（1911——1949）三十八年间，常德水灾十五次，每次间隔时间仅两年半。期间最为惨重是民国二十年（1931），是年“6月，大雨兼旬，山洪骤发。7月，又连月淫雨，湘、资、沅、澧诸水漫溢，7月29日城西堤水位达39.47米。全县（即今武陵、鼎城、德山全境）141垸，溃决120垸，倒塌房屋1042栋，死亡2936人”（《湖南近百年大事记》）。 明清以后常德水灾增多，不仅因为洞庭湖西扩，还有人祸。 道光五年（1825），山东道监察御史贺熙龄曾经上了一道《请查濒湖民垸永禁私筑疏》（《皇朝经世文续编》），疏奏说道：
自康熙年许“濒湖居民各就湖边荒地筑围成田”，于是长沙、湘阴、益阳、武陵、龙阳、沅江、澧州、安乡、巴陵、华容等十州县，有曾被水冲发帑①修复之官围，复有未经帑修陆续圈筑之民围。嗣因居民增筑无已，占湖愈多，湖面愈狭……此外各州县之违禁私筑者，尚复不少。似此累岁加增，侵占湖地，阻塞水道。每遇水发之时，横溢四出，官围俱受其害。
常德非常典型，武陵、龙阳、沅江、澧州、安乡均名列这道疏奏之中。从康熙年诏准“濒湖居民各就湖边荒地筑围成田”，鼓励围垦起，豪强富绅竞相围垦私筑，内湖内河的泥沙沉积也日益加剧，至同治年间，武陵县境内已筑有24处堤垸，至民国初年，境内堤垸竟达140余处。众多内河堤垸，阻塞了渐水、枉水及其支流和大大小小天然湖泊的畅通流洩，泥沙淤积，河床湖床不断抬高，每到雨季，大小河流都澎湃汹涌，“横溢四出”。而这些私筑堤垸，大多高不过数尺，每遇洪水，顷刻崩塌冲决，官堤和私围都不能幸免，“俱受其害。” 前江西巡抚陈启迈在《同治武陵县志》中痛斥地方豪强“防川壑邻、以罔利者”，在一朝之内三次大规模私筑堤垸，致使渐水屡屡堵塞以致被迫改变流域：“吐珠渡以北环筑包堤，诸口系塞，而全流毕萃于马家洲矣！”“鹰湖左右环筑包堤，诸口系塞，而全流毕萃于洪门口矣！”以及在杨家口环筑包堤，“而全流毕萃于新港矣！” 在武陵大地上流淌了千千万万年的渐水，是大自然恩赐给武陵大地，滋养武陵生灵的母亲河，竟然因为“防川壑邻”的地方豪强肆意妄为，一个朝代之内三次全流堵塞、被迫改道。人祸岂非戾于天灾！ 常德的水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历代官民与水博弈，抗拒水患的正史。
图八 《光绪湖南通志》关于常德石柜记载
“上石柜在县西南，下石柜在县东南。皆后唐副将沈如②建。垒石江边，以御水势。”（《光绪湖南通志》）。这是常德修筑沅江阻水石柜之始。这两座石柜，至今还牢牢矗立在沅江江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抗洪护城功效。这两座石柜，一为上石柜，在大西门外百步；一为下石柜，又称沙窝石柜，在东门外一里。以后，历任郡（州、府）守又沿江修筑了五座护城石柜，即府学（笔架城）石柜、花猫堤石柜、盐关石柜（即回峰寺石柜）、落路口石柜和上南门石柜。元延佑六年(1319)，常德路达鲁花赤哈珊修筑府学石柜（即笔架城石柜）。清康熙七年(1668)，知府胡向华在城西一里修筑花猫堤石柜；乾隆五十四年（1789），湖广总督毕沅、湖南总督浦霖请帑重修。明万历年间（1573—1620）在城东五里修建盐关石柜，即回峰寺石柜。清乾隆十年(1745)，知县翁运标督捐重修。咸丰八年(1858)，知府彭汝琮、恽世临先后倡捐多金，修建落路口石柜。此外，乾隆年间（1711—1799）还修建了上南门石柜。 明嘉靖年间，常德古城洪涝灾害威胁加遽。“迨嘉靖元年(1522)，大水决堤防。十二年，江涨，几破城垣。三十九年以来岁遭濞没③”。常德城内民众已经无法保全身家性命。于是官府开始倾注全力，抗洪保民。“顷年，修筑郡治沿江一带，及武陵、龙阳二县槐花、宿郎堰、大围等堤，民始有宁宇。”（《常德嘉庆府志》）嘉靖四十年（1561）起，常德官民开始加修常德府城沿江一带官堤，包括武陵、龙阳两县的槐花堤和宿郎堰、大围堤等大型垸堤。 据《嘉靖常德府志》记载，是时修筑：“槐花堤，府清平门外一里，其地有古槐，故名。花苗堤，清平门外临大江。南湖堤，府西十五里，系官路。赵家堤，府西近大江，自南湖至河洑”，槐花堤、花苗堤、南湖堤、赵家堤四堤，都是府城西边的官堤，上面的记述说明，古城大西门起至河洑的防洪大堤，已经初具规模。府志同时记载“东田堤，府东十五里。长江堤，府东二十里，春、夏水涨，与江相通。屠家堤、皂角堤，俱府东三十里”，府城东面的临洪大堤，也已经基本拉通。 至清康熙年间，常德城沅江临洪大堤全面建成。 西路官堤。西路官堤指大西门槐花堤（今西堤）至河洑罩裟堤的全段西路官堤。“康熙七年(1668)，同知孔斯和督修槐花堤。县丞夏曰瑚督筑花猫堤。是年重修罩沙堤。二十七年（1688），知县劳启铣重修花猫堤。”西路官堤从槐花堤起至罩裟堤止，“共二千零九十五丈，内附进溪、秀衣、车桥、南湖、东流五村，田一万五千七百九十亩”（《常德嘉庆府志》）。全堤内分槐花堤、花猫堤、铁窑堤、姚家堤、车桥堤、南湖堤、罩裟堤长短不一、分由各坊乡负责督建的堤段，全长约十二里。建成后，常德俗称这道护城大堤为花猫堤，或花苗堤。 其时，常德还没有大西门至三岔路至河洑的官路（即马路、公路），也没有丹洲垸以及丹洲垸临洪大堤。 大西门槐花堤（今西堤）至河洑罩裟堤的西路官堤，同时也是“八省通衢”的官路。牵头倡修上述（武陵、龙阳两县槐花堤和宿郎堰、大围堤）大型垸堤的时任武陵知县劳启铣在《详革堤夫重修沿江花猫各堤碑记》中说“花猫一堤为八省通衢”，常德府通往桃源、慈利以及滇黔川渝西南各省的大道，就是这道西路官堤。 光绪三年（1877），才开始兴建丹洲官堤。丹洲临洪大堤长6600余丈，共四十里。丹洲垸建成后，东、南、西三面临沅水，北与花猫堤为界。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大西门至三岔路至河洑汽车公路，全程常德至桃源的汽车公路才建成通车。就是说，到光绪三年（1877），花猫堤始成为内垸大堤，但仍是常德通往西南各省的大道。直到1928年，花猫堤才卸去官路重任，成为全职的内垸大堤。从落路口至河洑，花猫堤至今还残存若干堤段。 东路官堤。康熙年知县劳启铣启动的常德府城沿江东路长堤，“自屠家堤起，至大东堤止，共五千五百五十九丈，内统长乐、上东、下东、白沙、新陂、东江六村，田二万五千二百六十二亩”（《常德嘉庆府志》）。全堤内分屠家堤、伍家堤、龙里堤、李家湾堤、阳雀堤、上东堤、下东堤、白沙堤、康家吉堤、观音桩堤、藕湖老堤、芷湾堤等各堤段，全长约三十二里。 注释： ①帑：tǎng，本义为收藏钱财的府库。“帑，金币所藏也。”此指国家公款。 ②此处疑漏刻“常”字。 ③濞没：濞音bì，《说文》：水暴至声。《左思·吴都赋》：濞焉汹汹。濞没，即洪水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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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 1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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